论及宋辽关系，现在学界愈发倾向认为是“国”与“国”的交往，而不再遵循传统的夷夏之别观念。今人研究，早已超越古人的认知框架，从多角度解释这段复杂的历史关系。既有珠玉在前，后学者如何有新意、有依据，拓展这一领域，实属难题。

林鹄博士新作《忧患：边事、党争和北宋政治》令人耳目一新。此书对宋、辽、西夏三边关系的重要节点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将事态发展与皇帝个性、君臣关系、政治风气等互为联结，从而将国家外交话题有效延展至对政治本身的思考，拓展了论述的边界。

《忧患：边事、党争和北宋政治》

林 鹄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作者善于合理勾连不同史实，敢于做出不同于以往的推论。比如宋与西夏的斗争形势，作者认为是宋辽两国君王“昏招”频出的产物。本书的前两章，着重讨论澶渊之盟和庆历增币。作者指出，以澶渊之盟签订前的形势，主动权在宋不在辽。辽国虽大兵长驱直入，但后勤保障难，有进退维谷的风险；反观宋朝，可战亦可和，实际上，辽国在合约签订后，也生怕宋军围堵追杀。

再看澶渊之盟的内容，也可以印证这是一个“屈而不辱”的结果。盟约规定宋辽皇帝兄弟相称，遵循平等礼仪交往，宋朝每年付辽20万匹绢、十万两白银——作为契丹放弃燕云十六州部分领土的补偿。

纵然较之汉唐“虽远必诛”的威风，宋朝的以币求和，让人略感气衰，但就实际效果而言，以全国财政收入不超过5%的收入（算法有不同说法，姑取最大值），换取两国和平，远比战争的巨大耗费来得划算。陶晋生教授在他的《宋代外交史》中，也曾正向肯定这一政策。

实际上，北宋朝野也普遍认为，澶渊之盟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的混乱，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历史功绩。因此，真宗在泰山封祀，并不是粉饰太平、虚张声势，在他自己来看，应当是为河北百姓带来和平，给大宋带来安宁。

真正打破宋辽平衡关系的是西夏，作者认为“庆历增币”这一事件的意义被低估。西夏由党项人建立，自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逐渐强大，自1040至1044年，宋夏和议，辽国的插手与调停，演绎出新的三边关系。

宋朝方面，以吕夷简“以夷制夷”为主要思路，企图凭借与辽国的关系，让辽兴宗出面说服李元昊臣服，同时作为酬劳，宋朝将岁币从30万提高至50万，改文书中“助”字为“纳”。

宋朝的示弱，令人费解。本是一记“昏招”的“以夷制夷”，很有可能给宋朝带来更大的麻烦，可谁能想到，辽兴宗竟主动与西夏交兵，并大败而回。兴宗缘何如此？林鹄认为：“辽夏双方所以不能妥善解决边境争端，情况不断恶化，终至兵戎相见，正是因为宋夏和议问题使原本结盟的双方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被部族问题引爆。”

其实，兴宗完全可以阳奉阴违，但自大的心理，让他企图在宋朝面前树立权威——他想让李元昊低头，辽朝若能顺利平复此事，便可在辽宋关系中处于高位。从契丹使者多次来访打探，也可窥见此意。但是，当李元昊不肯就范，兴宗便不惜冒风险维护自身的地位，没想到却弄巧成拙。

在一番争斗之后，宋、辽、夏谁也没有占据上风，格局又大体回归。然而，一如往昔的态势，实则粉碎了宋朝的“太平幻象”，既有不想打的心魔作祟，也有打不过的心理阴影，宋神宗“富国强兵”的宏愿，也不免与此番刺激有关。

再如王安石的第二次罢相，作者认为，缘于其与神宗在对辽问题上的分歧。宋神宗和王安石，是一对历史上互相信任到难以置信的君臣。王氏二度拜相后，针对宋辽边界纠纷，神宗意欲割地求和，在作者看来，这一行为最终导致王氏二次罢相并不再复出；同时也透露出神宗隐秘的恐辽心态。

神宗对于西夏和辽国，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对西夏是毅然决然，甚而狂飙突进地剿灭；对辽国则是患得患失、极度自卑的忍让。

神宗曾取得熙河之役的胜利，这次战争的敌人是唃厮啰，控制其政权，有利于夹击西夏。按照主将王韶《平戎策》构想，最终要占领“河湟”，对西夏形成钳制。没想到取得熙河地区后，包括神宗在内的政府班子受到鼓舞，过分乐观，随后便调集40万大军，企图一举消灭西夏，这次大决战以失败告终，而这次灵州惨败后，神宗仍不气馁，随后又有永乐之役的失败。“欲速则不达”，作者认为，针对西夏这类经济基础薄弱的政权，在哲宗朝所采用的遮断、浅攻更为实用。

相反，面对辽国的神宗，却像是换了一个人。1072年，宋辽在界河发生边境摩擦。王安石在排除辽国有意侵犯宋朝的可能性后，主张主动退让，遣散边境巡逻队，以免再生是非。王安石在“先夏后辽”的大方针下，并非一味忍让，而是在不必要引起纷争的点上，适当让步，避免盲动。

但是，王安石显然低估了辽国野心，事态不仅没有平息，而且辽国还要求河东地区的领土。作者认为，这件事的应对失策，“王安石要承担主要责任。他过于自信，低估对手，认为辽道宗平庸无能，没有见识和判断力，胸无大志，这是造成误判的主要原因”。

神宗执意不与辽国开战、惧怕契丹的心理，作者有所指出和分析，然而也有意犹未尽之感。除了将这种态度归结为之前的对夏战争失利，或与王氏扭曲的压抑关系之外，也许仍有其他要素值得探究。

作者有意识地对史学本质进行思考，并付诸于自身的历史写作，值得肯定。如其所言：“没有超越个人的历史必然性，有的只是特定人物在特定历史时刻，对特定问题作出的特定回应，以及相应产生的特定历史后果。”抛弃普遍性、因果律，而游走于历史的可能性，也许离真相更近，也更能作出有意义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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