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上海出版代表团向深圳市及各区图书馆等相关单位捐赠了《大辞海》（38卷）。此举又一次把高光打向了这套代表着上海出版标识度、曾荣获第四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的辞书。作为国内目前唯一的特大型综合性辞典，《大辞海》也是上海出版力求打造传世精品之作、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切实抓手。

记者走进《大辞海》编辑部，在它厚重质朴的书脊背后，探究一部以传世精品为追求的出版物该有的底蕴和匠心；从它的前世今生里，聆听“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作风严谨”的辞海精神一遍遍回响。

作者皆殊列，立于皇皇巨著之上再筑新楼

与 《辞海》同出自上海辞书出版社之手，一字之差的 《大辞海》 “大”在何处？

“《大辞海》以 《辞海》为基础编纂，它更深、更广，也更能体现各个学科的完整性。”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秦志华说，《辞海》历几代学人不懈奋斗传承接力，已成为集众多学科精粹之大成的 “标准书”。承继了 《辞海》的学人队伍、编纂经验、整体框架， 《大辞海》之大，在于 “作者皆殊列”，在于皇皇巨著来打底。

“大”，可以从 《大辞海》的编纂动议里找到初心。1999年版 《辞海》付梓前，老一辈出版人提出编纂 《大辞海》的设想。辞海编委会常务副主编巢峰还一再阐明，按学科分类出版的 《大辞海》绝非从 《辞海》里原封不动地照搬词条，而是要筑新楼。人类知识积累和创新速度在加快，中国百姓的文化需求在提升，一部比 《辞海》内容更广博、内涵更精深的特大型综合性辞书实属时代之需。

1999年2月， 《大辞海》获批立项，后被列为全国特大工程，到2009年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2003年 《哲学卷》的出版拉开了 《大辞海》问世的序幕，到2015年《经济学卷》等四卷出版， 《大辞海》38卷42册出齐。自立项日起，已去17年。

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是 《大辞海·文学卷》的作者之一。在他看来， “《大辞海》增补了很多学科空白，更具有及时反映当代学术知识的重要意义。”仅以其负责编修的唐宋部分为例， 《大辞海·文学卷》在《辞海》基础上，增加了三分之一篇幅，在原有1500个词条的基础上新增近500条。例如在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唐宋名家之外， “次一席”的诗词作者也有不少被收纳、补充进来。

一位作者的感受已如此，纵览全部，《大辞海》总计约28.5万条目、5000余万字、8000余幅图片，体量是 《辞海》的两倍有余。 《大辞海》不仅充分反映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历史、现状和知识，还展现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新面貌。例如， 《环境科学卷》《生命科学卷》 《能源科学卷》 《信息科学卷》等无不体现了学科发展脚步。又如，《法学卷》设法理学、宪法学等20个大类，收词7000余条，约140万字。而2009年版 《辞海》收录法学词条2600余条。大幅扩容的 《大辞海·法学卷》切实反映了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新发展和新成果。

如今展开 《大辞海》任一卷，赫然在目的大辞海编辑委员会名单，恍若一条当代中国学界的灿烂星河。苏步青、钱伟长、干福熹、王元化、李国豪、谈家桢、杨福家、叶叔华、翁史烈、郭景坤、石美鑫、裘沛然……除了 《辞海》作者， 《大辞海》全部38分卷，更是汲取了全国几十所高校、军事学院和科研机构共计2000余位高素养学人的智慧精粹。皇皇巨著之上，高楼新筑起。

是“典”也是“百科全书”，字字推敲、句句锻造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熊月之是 《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分科主编。“辞书是‘无声的老师’，《辞海》和《大辞海》更是‘无墙的大学’。”担得起“为人师者”，非准确、清晰，而不可成；“对不对，查《辞海》”的民间共识，对于《大辞海》编纂者是财富，亦是标杆。要做到“任一分卷都能被当作中型学科辞书”，《大辞海》经历了字字推敲、句句锻造。

“我很幸运，年轻时就跟着老师陈旭麓参与《辞海》修订工作。”熊月之说，老师查考的资料浩繁卷帙，却对落笔惜墨如金。能把复杂的学术问题化为扼要且稳当的表述，极为考验学力。

师承精神影响着熊月之。在编纂《大辞海·中国近现代史》时，他发现在“章太炎”相关表述有一处略模糊。1900年，章氏到底是在上海的何处发出了反清革命第一声呐喊？过去，许多资料语焉不详，只说在上海。也有书载“张园”。但《孙宝瑄日记》指向了“愚园”。“孙宝瑄本人也是那次‘中国国会’的参与者。而且他的日记表述很清晰：总共开了两次会，来了多少人，谁作了发言。”熊月之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真相。同样，陈尚君也遇到并解决了“《二十四诗品》是否司空图作”“《全唐诗话》真伪”等学术问题。潜入历史和学术的汪洋，只为打捞一个精确到点的位置，这便是《大辞海》编纂的“准”。

至于“精”，《大辞海》与《辞海》一样，无一字无意义，有人形容“准确如法典，简练如电报”。

在上海辞书出版社，记者看到一本《辞海论》。那是关于《辞海》和《大辞海》编纂的方法论，从辞书的框架层次，字头和词目的选择，释文的溯源，条目间的交叉工作，审稿的流程，及至数字化之路，悉数包罗。其中既看得到每一个词条诞生需经历的20多道工序，也看得见书作者徐庆凯和秦振庭两位老编辑对于未来辞书发展的设想。这当然是老辞海人呕心沥血几十年的经验陈词，又何尝不是所有《大辞海》2000余位学人的编纂写照？

>>>记者手记

辞海精神：以专业和匠心编舟渡海

人们把编纂辞书的人比喻为 “编舟渡海之人”，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记者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精神，支撑着这样一群编舟渡海之人，让他们最终完成了足以担当 “上海文化”品牌的皇皇38卷 《大辞海》？

见到上海辞书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敏时，她正埋首于 《大辞海·中国地理卷》的修订审稿。总共1148页，逐一打印出大样，摞起，展开在办公桌上。正在审校的这一页， “长江中游”等字样被她划上了红圈。 “要改成 ‘中原城市群’。”她说，时代在不断发展，与时俱进、守正出新的修订，是从  “十年一修”的《辞海》到如今 《大辞海》一脉相承的。

1997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即进入出版社工作的张敏，见过太多耐住寂寞、甘守清苦、  “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人。“编修辞书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千百万字，从编写、审稿到修订，良苦酌思，每前行一小步都闪烁着匠人之心。

正因为此，陈尚君评价， 《辞海》和 《大辞海》相比互联网搜索引擎，仍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知识在被采集和消化的过程中，经过了一批高素质学人的 ‘广取明收’。广取，是为眼界宽阔，不留学术死角；明收，意在判断精准，定义清晰。一本沉甸甸的 《大辞海》背后，是学者对词条数不尽的精修和打磨。”

作为辞海办公室原副主任，已退休多年的秦振庭经常在自己手机里琢磨《大辞海》。有些单字因是生僻字未被字库收录，有些带有引号的专用名词因为系统不支持模糊查询而无法检索，关联词目还应当体现更宏观的知识图谱等等，他给网络版挑了不少刺。 “《辞海》经过80多年时光印证，年轻的 《大辞海》要成为下一部传世精品之作，当然也得千锤百炼，方见真章。”

于是，那个萦绕在记者心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作者：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记者 童薇菁

图：李洁

编辑：孙欣祺

来源：文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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