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收官不过几个月，第二季就上线了。和第一季一样，第二季上线仍然显得“突然”，但和第一季那种陨石坠落般的冲击力不同，第二季开局就走势平平，第一次公演之后豆瓣评分更是跌破及格线。大众仍然能在每周的固定时间在微博上看到有关“姐姐”们的热搜话题，可总体上无人在意。

和天时地利人和全占的第一季相比，《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三样要素一个都没有，它在口碑与关注度上的滑坡仿佛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

现象级的诞生——第一季的“姐姐”们尽管个性不同，但都展现极强的争胜心理，引发了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共鸣

《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上线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已经因为疫情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出行限制也大大地限缩了大众的娱乐方式，疫情带来的恐慌在上半年里成就了许多悬疑题材影视作品的火爆。随着高温的到来和疫情的缓解，紧张的社会神经逐渐放松下来，人们不再需要借助紧张情节带来的刺激间接释放压力，需要的是更为直接的狂欢，《乘风破浪的姐姐》应时而生。

第一季的“天时地利人和”并不只在于满足了大众对狂欢的渴望，还有对被忽视的女性的关注。“悬疑”这一小众影视题材大多是“男性向”的，较为封闭的生活使得女性开始进一步审视自我，第一季的出现恰好提供了大量可供讨论的女性话题。

第一季是自带戏剧冲突的。从前期小道消息传出参加节目的艺人名单上看，许多都是“兴风作浪”能手，观众抱着吃瓜看戏的心态来，看到的是艺人的职业素养，乘兴而来带着改观而归，这种反转是第一季留住大多数观众最直接的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对于公平的期待。

而“浪姐”最具戏剧性的地方恰在于它在节目形式上天然的不公平。“选秀偶像”在东亚娱乐圈里向来都处于产业链的底端，让有一定实力、有作品且已成名的艺人做“爱豆”其实是一种“贬低”，它直接指向了根本的矛盾，即影视行业对“青春”无限制的、盲目的推崇以及对女性角色的严苛限定，导致大量有实力的、有才能的女艺人得不到合适的工作。在“不公”面前，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是可以和女艺人获得共鸣的。参加第一期节目的女艺人们尽管个性不同，但都在镜头前展示出了极强的争胜心理。观众可以从女艺人身上看到自己，也能看到身边的朋友同事，共鸣的存在让女艺人变得鲜活。

遗憾的是第一季没有完全满足观众的心理期待，节目到了后期充满了刻意引导结论的趋势，“成团”结果也很敷衍，多数通过节目“翻红”的女艺人流连在其他各式各样的综艺里，继续消费“浪姐”带来的热度，回归到赚快钱的死循环里。人们渴望着亚马逊女战士一般永远美丽、英勇无畏的女性开辟一条新道路，结果“就这？”

续集的降维——第二季尝试在形式上创新，却反而让参与的“姐姐”们显得面目模糊，观众无法感受到她们的欲望和诉求

第二季尝到了第一季童话破灭的后果，期待被降低的结果是下降空间的限缩。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不假，倘若没有期望失望还很大的话，不及格的风险瞬间提高。不幸的是，高唱《A级娱乐》的“浪姐”第二季只能提供“F级娱乐”。

第二季缺乏可圈可点的段落，总体上很“平”。“平”的另一种意思就是缺乏矛盾冲突。矛盾冲突就是戏剧的灵魂，这一灵魂的本质在于处在既定环境中的人物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和欲望，而同阻碍自己的障碍展开一系列的斗争。没有矛盾冲突就证明人物的诉求和欲望是不明确的，欲望是人行动的根本原因和动机来源，也是观众理解人物的原点。观众需要通过人物处理与面对这些欲望的方式和态度了解人物的人格，而人物实现欲望所作出的努力和成长则构成了戏剧行动发展过程。

在第二季，虽然有拒绝拉票、不争不抢只靠实力说话的吉克隽逸意外切合时代对于女性群体内部互助的推崇，也有在互动中不断靠人格魅力形成权威感的周笔畅，还有积极表现的李菲儿等姐姐为自己争取到了观众好感，但整体上观众看到女艺人们实现欲望的唯一行动就是来参加节目，然后按照节目的流程走下去。观众想要看到“姐姐”们的更多面，可能看到的要么是第一季姐姐的影子，要么是延续自己此前留给大众的固有印象——她们中有不少都是娱乐新闻的常客，有些更是以“戏多”闻名，在戏外制造出的戏剧性故事远比她们在影视作品或是其他类型的舞台上呈现的表演更加精彩、更加鲜活，这些鲜活的片段尽管随着当事人淡出公众视野而变得日渐模糊，却塑造了女艺人在公众心目中的既定形象。

很难讲是“姐姐”们本身就是如此，还是节目编排的原因所致。“续作”往往难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鲜感的丧失，第二季为了应对这种丧失也做出了一定的改变，在赛制上出现了团战、奇袭、换位、安可等，评价体系上也有舞台喜爱度、观众喜爱度、“姐姐喜爱度”等维度。不过形式上的创新并没有带来什么根本上的改变。所谓的“奇袭”就是下位圈挑战上位圈的举动，“以下犯上”理应成为节目中戏剧性的高潮，然而由于分处于上、下位圈的“姐姐”在实力上相差太过悬殊，导致设想中的戏剧性时刻呈现出来更像是“喜剧性”时刻，女艺人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表现自己的勇气和争胜心，“高光时刻”只有喊口号。

与此同时，节目还安排了大量环节来表现女性家庭身份和社会身份的二元对立。在宿舍里，参与者们以母亲、妻子、女儿的身份进行着大量关于亲子问题和母亲角色的讨论，女性的个体性消弭在话语中。而对女性家庭身份的不断强化，则意味着与“独立女性”概念发生根本冲突。舞台是艺人的职业空间，在舞台上的所有表现都是女性为了实现自我的独立意志和独立价值所做出的努力。职业空间并不同家庭空间发生绝对冲突，但对身份的选择和对社交话题的选择却能够体现出每个人对个体价值的排序。从最后播放出的画面来看，第二季“姐姐”们成就自我的欲望似乎远小于成就家庭的欲望——并不是说成就家庭的欲望有可以非议的地方，只是它与这档节目火爆的社会成因背离。

 从表面看，第二季的滑坡源自第一季的火爆带来的压力，但仔细想来，无论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这档节目在定位上其实都是模糊的。如果说它想成就一个实力强劲的跨界女团，在第一季最终成团名单的选择上就很有问题。越是有个性的艺人越是难以以团体的形式活动，“浪姐”第一季结束后成团试图兼顾成员人气和团队活动，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听从摆布的团员势必意味着个体吸引力的有限，第二季或许能够打造一个相对更加完整的团体，但是在这个原子化的社会里，缺乏个体吸引力的团体能够蓄积的能量注定是有限的。

 艺人是靠获得大众关注存在的职业，“想红”没有任何错，《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能红并能助力熟龄女艺人翻红本身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毕竟比起光在各种场合喊口号呼吁给熟龄女性角色和舞台，节目真抓实干为姐姐们提供了一份工作。严格意义上综艺称不上“作品”，却可以为个人展示和公众形象重塑提供平台和空间，为观众了解艺人多提供一条路径。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这样的节目才抱以更高的期待——演艺行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外部风高浪险，对熟龄女性并不友好，因而才需要“乘风破浪”。而一旦毁掉了观众对节目的期待，堵死更多熟8龄艺人的机会，这才是真正的“兴风作浪”。

 对于艺人和节目而言，“红”的终极指向是“常青”。想要从“三十而励”中再发现黑马，实现“三十而骊”，驰骋千里，参与艺人和节目恐怕都需要端正心态、重新审视自己才行。

作者：戴桃疆    （剧评人）

编辑：徐璐明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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