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流行定论总让人深信不疑。

2006年10月29日，英格兰银行宣布，把亚当·斯密的头像印到20英镑钞票上。次日，行长默文·金在《泰晤士报》上刊文称，“斯密反对重商主义，倡导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他的理论成为英国19世纪工业力量的奠基石。”显然，英格兰银行行长的观点反映了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长期流行的一个看法，即斯密的《国富论》着实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圣经》。翻开经济史，英国在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废除《航海法》，特别是于1860年与法国签订《科布登-歇瓦利埃条约》，由此带动欧洲揭开了一个自由贸易时代。联想到日不落帝国19世纪的巨大辉煌，世人自然而然地断言，是自由贸易让英国赢得了国家富强。这似乎是个顺理成章的结论。

20元英镑上印着斯密的照片，让人联想到自由贸易让英国赢得了国家富强

然而，在日前（4月26日）“北大经济史名家系列讲座”上，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梅俊杰教授却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贸易实乃英国富强之果，而非英国富强之因。在他看来，英国走向富强的历程如同一场球赛，迈向自由贸易的19世纪实际上已经是下半场，而上半场早已发生在16至18世纪，那时的政策核心却是重商主义。支撑梅俊杰这个论断的，是他对16至19世纪英国经济史的缜密梳理。他强调，“社会科学也有实验室，历史上的政策实践就是一个系列性实验室，实验已经完成，只是需要后人对有关过程细加分析总结。”

梅俊杰严谨而雄辩的论证被讲座与谈人、资深外国经济学史专家晏智杰教授评价为：“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流行观点的全面修正，具有突破性意义”。而讲座中的有关结论更直指焦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当下应该走怎样的富强道路？与谈人、中国人大经济学院特聘教授贾根良也提出了涉及主权货币时代的国内大循环对策，这些都引发了众多专业学子的浓烈兴趣。

4月26日，梅俊杰做客北大经济史名家系列讲座（截屏）

重商主义政策多管齐下，让英国走向“起飞”

曾师从北大历史系罗荣渠先生的梅俊杰坦言自己对西方经济史偏爱有加，他仔细研究过英国的近现代经济史，惯于用罗斯托“经济发展阶段论”中的“准备起飞、起飞、向成熟推进、大众消费”这样的发展链来解读那个漫长过程。他提出，正是重商主义让英国从“准备起飞”阶段走入“起飞”阶段，构成了英国富强历程的上半场。英国在这个上半场之所以能够后来居上，靠的是重商主义政策，集中表现为：不愿屈服于比较优势、长期实行贸易保护、大规模进口替代、政府积极干预。

*不躺在比较优势上：纺织业终于成长为成龙头产业

大航海时代的帆和绳索都来自麻业和丝业，英国通过政府干预，将此拔高为支柱产业

按照经济史家的研究，在17世纪，欧洲有着现成的比较优势分工格局，其中英国人长于毛纺织业，而大陆国家长于麻织和丝织业。如果依从这个贸易格局，到18世纪都能维持一个共赢局面。然而，英国并不愿意躺在自己的原料比较优势上，总是想方设法要在纺织等支柱产业中追求自主发展，力图赶超大陆先进经济体。在梅俊杰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曾经的两种场景。

一方面，对于本土的毛纺织领域，尽管英国有着养羊的天然优势，但为了能提升到产业链的高端，19世纪前数百年里，政府都严禁本国单靠出口羊毛原料及呢绒半成品去获利。在14、15世纪，英国已在系统地限制羊毛出口，禁止进口外国纺织品，禁止臣民穿着外来毛织品服装；16世纪，出口毛纺织半成品也属于违法，会处以出口值的双倍罚款；到19世纪初仍在重申不得在沿海五英里范围内剪羊毛，为的是防止羊毛走私。

另一方面，对于非本土的麻织、丝织和棉纺织业，英国则从零起步刻意扶植。由于麻织产业事关航海时代的缆绳和船帆等国防需求，丝织产业则事关减少贵金属外流的大计，英国便完全不顾自身比较优势的缺失，硬是通过行政命令植麻、政府提供补贴、立法限制进口等手段，把麻织和丝织拔高成18世纪的大产业。至于棉纺织业，英国更是严加保护，议会在1700、1721年相继通过法律，规定由印度、波斯、中国制造的所有棉布（及丝绸）均不得进口、不得穿着、不得使用、不得展示，违者罚款并且还要重奖举报者。由于棉纺织环节的机械化触发了一系列产业变革，梅俊杰认为，工业革命其实由保护主义引发而来。

*大规模进口替代：“初始工业革命”打下产业基础

18世纪，玻璃奢侈品风靡英伦，此时他们已经掌握了制造技术

英国很早就有强烈的产业追赶意识，在16-17世纪，那里原已发生过一场效法大陆国家的大规模进口替代运动，足可称为“初始工业革命”，舍此便无以设想后来的工业革命。据梅俊杰介绍，英国通过向拥有新技术者发放垄断经营权，实现了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本土化，这一点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用市场换技术”。在16世纪下半叶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英国共签发了55项垄断特许经营权，其中有21项授予了外国人或归化外国人，涉及肥皂、排水机、皮革加工、食盐、玻璃、纸张、水泵、书写纸等行业，以及炼铁、碾谷、轧油、纺织染整等工艺。这样的史实再次表明，英国的现代化并不是“先发”、“内生”的，其经济社会也是从落后中爬升起来的。

*政府惯于积极干预：法规措施会深入微观经济领域

16世纪，英国出台《航海法》，保护本国造船业和贸易

在重商主义阶段，英国的政府干预频频介入非常微观的经济领域。梅俊杰详细举例，让听友仿佛置身于16-18世纪政府积极有为的英国。

及至16世纪，呢帽业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在伦敦就雇佣着8000名织帽工人。为避免需求不振而导致工人失业，政府曾规定，每个周日和主日，年满6岁的人都应该头戴一顶英国织造的帽子，违者要罚款3.4便士。又如，1666年，为限制外来棉纺织品的输入和消费，《安葬法》居然规定，安葬死者只能用毛料呢绒来裹尸，凡使用棉纺等其他织品一律罚款5英镑，这是大半年的收入，可见惩罚力度之大。

针对捕鱼和造船业，16、17世纪英国规定，周五周六和特定的宗教日臣民必须吃鱼，违者以木枷伺候；17世纪，英国政府为商船被劫掠的风险而提供保险，为纽卡斯尔与伦敦之间的煤炭海运提供补贴，为商船船员和海军士兵提供政府托儿服务。

《航海法》最为典型，虽然早已有之，但到17世纪，英国终于有实力来执行该法律。它规定，所有输入英国的货物只能由英国的或者货源地的船舶运输，船舶也应该由英国制造，与殖民地的贸易只能由英国船舶承揽，英国近海国内运输也完全由英国船舶承担，等等。 连斯密都对这一重商主义立法推崇备至，称“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明智的一种。”

*政府作用不断扩大：属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

沃勒斯坦（左）和霍布斯鲍姆（右）都认为，英国政府的国家干预是英国经济腾飞的主要原因

在英国的重商主义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特别体现于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梅俊杰指出，这种制度保障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向工商社会的过渡、现代市场的运作都必不可少。例如，从1720-1810年，英国议会在不到百年中，就为圈地运动制定了3027项法令。在1760-1774年仅15年里，议会为道路的建设和养护，就出台过至少452项法令。

对此，创立世界体系论的法国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承认，至少从16到18世纪，在欧洲核心地区，强大国家政权在经济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组成部分，“而英国尤其拥有一台随时准备干预市场的国家机器”。

英国经济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同样相信，英国经济在过去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历届政府通过冷酷无情和敢作敢为的经济歧视政策，并通过针对一切潜在对手的公开战争，毫不动摇地随时准备支持英国商人。

诚然，到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政府似乎呈现出某种“小政府”的模样，并曾因一定程度的不干预而被誉为“守夜人”。但在梅俊杰看来，下半场的放任自流实际上正是因为上半场已通过积极干预打下了基础。他援引剑桥版《英国经济史》作者之一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研究说，就是因为英国历届政府在跟资产阶级工商界的有效合作中，向海军、殖民地等内外战略目标投入过巨款和巨力，才为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市场经济和守夜人般的政府角色创造了前提条件。“这一点恰如在上半场实施了充分的保护主义、积累了足够的产业优势后，到下半场便自然可以实行自由贸易。”梅俊杰再次扣题言中。

亚当·斯密与《国富论》，理论起了多大作用

在经济史的细节中寻得历史脉络后，梅俊杰接着论证是否确实由亚当·斯密的学说指导并引领了英国的富强历程。他从斯密的具体理论观点、获议会援引的情况、其实际的成名过程这三个角度引经据典地证明，斯密的理论是在其著作初版25年后、在其去世10年后方才被重视，由此深刻揭示了斯密后来获得追捧的真实原因。

*《国富论》出现于重商主义氛围中，最初反响平平

18世纪末《国富论》最初几个版本

如同侦探推理，听众随着讲解回到了18世纪的英国议会。斯密的《国富论》初版于1776年，《道德情操论》更早在1759年出版，可是，梅俊杰披露，要到1783年，斯密的名字才首次在议会被提及，当时也未涉及核心观点；再次被提及，则要到1787年；此后被援引趋多，但远远不及同时期其他经济学家。梅俊杰列举了一串名字和数字，显示18世纪英国议会辩论时所引经济学家的频率从高到低排列依次是：约翰·洛克、大卫·休谟、格雷戈里·金、查尔斯·达维南特、乔赛亚·蔡尔德、威廉·配第、乔赛亚·塔克、阿瑟·扬。斯密最多排第九位，而且他被引40次稍多跟第八名被引数百次差距很大。

在业内专家看来，斯密著作中直接涉及自由贸易的论述甚少，他提出的也仅仅是“绝对优势”原理，而人所共知，绝对优势这一条件并不具有普遍性，反而会让实际可能发生的贸易机会大为减少。从实际的政策咨询看，英国政府在商议爱尔兰放松贸易管制的要求时，虽曾问计于斯密，但最后出台的政策远不是斯密所希望的完全放开贸易管制。同样，主持英法贸易自由化谈判的政要虽曾赞扬过《国富论》，但还是说那些贸易原理“在纸面上看来正确，在实践中不可信任”。原因何在？“因为当时的决策仍然是以重商主义为基本立场的”，梅俊杰解释道。

斯密1790年去世时在公众中的影响又如何呢？事实是，即使在家乡苏格兰其去世也甚少引起关注。《年度档案》在讣告专栏仅给了他12行文字，而且文字并不恭敬，可同时却把65行给予一位对气压计感兴趣的副军需官。约翰·雷的斯密传也说，斯密之死在爱丁堡甚至还没有一个活跃牧师的死引起的震动大，“人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死”。有意思的是，1793年，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杜格德·斯图尔特尚不过在说，“希望到一定时候，学者们能追随斯密的榜样。”

*去世10多年后才被“塑造”，工业优势需要自由贸易

安格斯·麦迪森在《千年经济史》认为，英国工业当时领先了40至60年

然而，说这话后的10年，也即斯密去世13年后1803年，斯图尔特的一名学生已在谈论“围绕斯密发生着迷信般的崇拜”。时局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原来，英国到1800年已经积累起显著的工业优势，其煤铁产量已经超过了世上所有其他地区的总和，随后在1815年，英国打赢拿破仑战争，一举奠定了霸权地位。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英国此刻已进入机械化生产时代，而大陆国家还处在手工业阶段，足足落后于英国40至60年。

梅俊杰断言，英国此时的工业优势已具有垄断性质，其工业界已能打破天下无敌手，自然希望拥有更低的生产成本，能自由输入外国原料，同时不希望看到任何关税，以能畅通无阻地销售制品。于是，“斯密倡导的自由贸易就成为当时合理的政策选项，正是这一背景造就了斯密走向神坛的机缘。”

英国从保护主义转向自由贸易，在利益逻辑观照下可谓水到渠成。就如剑桥经济学派领袖琼·罗宾逊所说：“自由贸易不过就是一种精致的重商主义，只有能从中获得优势的人才相信它。”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后，英国自然需要舍弃重商体制而改行自由体制，从而进一步促进国家富强。由此可见，是时势造“英雄”（斯密），而不是“英雄”（斯密）造时势。

剑桥经济学派领袖琼·罗宾逊指出了自由贸易的本质

为证明现实对理论的选择性，梅俊杰举出了一个重磅例证，即有一位亨利·马丁，此人比斯密早75年就在所著《关于东印度贸易的思考》中，提出了深刻而系统的自由贸易思想。然而，虽然当今贸易思想史家承认，“马丁的分析性贡献超过斯密”，但马丁却被长期埋没，直到19世纪才被重新发现。原因就在于，他提出理论之时，正是英国立法要严格贸易保护之日，所以其自由贸易论形同异端邪说。这个故事让人更能体会斯密获得盛名的背后缘由。

梅俊杰更进而谈到，在英国需要打造自由贸易和自由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时，恰恰是斯密理论表述上的走极端和简单化，包括他对自由贸易几乎一边倒的片面性倡导，反而更让他易于被政客和公众记住并接受。“说来这很有讽刺意味，但在思想史上也屡见不鲜。”梅俊杰为证明自由贸易实乃英国富强之果而挖出斯密走红的真正原因，可谓此次讲座中第二个颠覆常识的重大观点。

对今天发展中国家争取富强的若干启示

从经济史这个大实验室求得真相，最终是要为富国裕民探寻智慧。梅俊杰由此进入抽丝剥茧的第三回合展开论述。在他看来，16-19世纪的英国贸易与经济史可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启示。

其一，我们不应该再把英国的发展历程理想化，不要以为英国的现代化属于所谓“先发”和“内生”型，乃至看不到英国曾经比起一些欧洲大陆国家要落后，看不到它为了改变落后困境曾采用过重商主义性质的一系列人为发展手段。认识到英国在16-18世纪采用过以民族主义、贸易保护、政府干预、工业扶植为内核的重商主义体制，对于今天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发展是有重要政策意义的。

其二，我们也应该继续看到英国在19世纪转向自由体制的必要性和可取性，没有这样的体制转换，英国就不可能迎来日不落帝国的全盛时代。因此，重商体制固然有助于迈入“起飞”性富强的门槛，但“向成熟推进”的富强却有赖于自由体制。英国的富强历程说明，无论是总体经济还是局部产业，在具备了基本的国际竞争力后，都应该及早放弃原先不得已的重商主义扶持，这也是确保成功赶超的关键。

其三，英国经济史早已充分地呈现了一条规律，即一国弱势时采用保护主义，强大后即行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的资格是从保护主义中获取的；即使在强大之后，当感到自身优势遭受削弱时，一国又会重拾保护主义。这也证明，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仅仅是手段，它们交替着或结合着服务于产业发展和国家富强这一目的。这条规律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为在欧美发达国家历史与现实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中，都还可以频频看到这条规律的身影。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对英国霸业成功提出了多元因素论

其四，梅俊杰提出，有关英国富强历程的真相以及对其规律的认识，不妨更多地去参考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等著作中，深刻分析过英国经济史并对比过其他国家的经济史，得出了至今可借鉴的诸多结论。特别是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有助于我们思考在“追赶”和“超越”两个不同阶段，应该像英国那样分别采用不同基调的政策。

最后，梅俊杰强调，有必要跳出贸易政策，从更广的视野看待国家富强所依赖的因素。他借李斯特的研究列举了英国富强的一系列相关因素：关税保护、航海条例、商业条约、科技进步、运输便利、基础设施、国家实力、代议政体、管理制度、法律保障、专利法规、税制稳定、个人利欲、创业进取、自由勤奋、公正道义、公众知识、政要智慧、贵族开明、宗教改革、岛国环境、国内和平、避难便利、侥幸因素。这些多元因素对于理解今天的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晏智杰（左）和贾根良（右）两位学者高度肯定梅俊杰观点的价值，同时补充了自己的见解

通过这场细致翻检经济史的讲座，梅俊杰提醒听众要悉心“反思自由贸易理论”。自由贸易论固然有很多优点，但作为一个理论架构，它其实并未得到充分严格的验证，如贸然奉之为圭臬难免会弊端横生而不自觉。晏智杰提出，“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需求才是好的政策，对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都一样。”贾根良则告诫，美国吸取英国教训后采取“发达国家贸易保护论”，这对亟需赶超的中国是个挑战。对于大踏步走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而言，回望外国和本国的历史总能获得有益的启示，因此，一场由现实问题意识引发的讨论必然会产生更多的溢出效应，不会止于一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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