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周恩来，谁会把断头台写在求爱信里

飞鸿定情

“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1923年，周恩来从法国给身在天津的邓颖超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有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两个一起被杀害的共产主义者的画像，还有他的这句话。这句话可以看成是两人的定情之语。除了周恩来，谁会把断头台写在求爱信里？除了邓颖超，又有谁会接受这样的求爱？如果没有灵魂的结盟，谁也做不到。

两个年轻灵魂最初的碰撞，是1919年在天津青年进步团体觉悟社。当时，没有人把周恩来和邓颖超看成一对。那时的周恩来太过耀眼，而当时邓颖超才15岁，在女生中称不上最有名。她记得：“那时，我看恩来同别人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我是一个少女，他找我谈话不多。偶尔谈谈，时间也不长。”不过邓颖超充满热情，口才非常好，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队的队长。后来周恩来曾向邓颖超回忆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1920年1月，周恩来和其他几个成员因抗议北京政府同意与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直接交涉而被捕，直到7月才被释放。出狱之后，周恩来和几个家境比较好的觉悟社成员决定出国留学。邓颖超家境比较差，就留在国内当小学老师，赚钱供养母亲。不久，周恩来在巴黎入党，邓颖超在天津入团。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曾经问伯伯的爱情往事，周恩来说，当时他在法国曾经有过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指一同赴法的张若名），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信中确定关系的”。

▲留学期间，周恩来给邓颖超寄了100多张明信片

留学期间，周恩来给邓颖超寄了100多张明信片。邓颖超在长征前都保留着，可惜后来遗失了。据其回忆说，周恩来的来信中已经有了追求她的意思。但她知道张若名的存在，也就不相信周恩来的话。后来周恩来可能着急了，一封封信追得越来越紧，还特意说明他和那个女同学因政治上观点不合，已经不来往了，而要同邓颖超确定关系。邓颖超征求她母亲的意见，母亲说：“恩来在国外，还是等到他回国再定吧。”可周恩来等不及了，一封一封地写信催问。于是，邓颖超就按照自己的主张做了答复，同周恩来明确了恋爱关系，那是1923年的事。后来，邓颖超把自己的意见告诉她母亲，母亲也就默许了。

邓颖超后来如此评价她和周恩来之间的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当两颗心都有了不惜上断头台的信念，便“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灵魂的结盟，无疑是爱情最牢靠的基石。

“送上门”的新娘

1924年，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州。翌年夏，21岁的邓颖超也因在五卅运动中表现活跃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而南下广州，去找周恩来。

邓颖超清楚地记得，自己是1925年8月7日下午到达广州码头的。当时，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赓带着她去了文明路的中共广东区委会（当时周恩来是广东区委的委员长）。到了那儿，周恩来刚走。二人又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我四下寻找恩来，看到他在屋子一角正低头写着什么，五年不见，他比以前瘦了些。这时陈赓走到他身旁在耳边说了几句话，他才抬起头向我点点头笑了笑。本来我想他一定会过来同我说几句话，没想到他继续谈工作，谈完了也没打招呼，站起来就和别人走了。”更有甚者，那天周恩来忙得没回家，邓颖超也因宵禁时间临时提前回不去，就在外面凑合了一夜。

▲邓颖超自己做主明确了与周恩来的恋爱关系

但邓颖超既有多数女性都有的小心思，更有难得的大格局。第二天，她不但没有耍脾气，反而直接忙起了自己的工作——协助何香凝挑起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的担子。“那天晚上，我和恩来去了一家有名的老店太平馆，吃烤乳鸽，这是恩来欢迎我到广州工作，同时也是庆贺重逢和结婚。我们结婚没有什么仪式，也没请客人，很简单，我们就住到一起，第二天照样分头上班了。邓颖超如此回忆他们的新婚之夜。

那时，周恩来还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等同事听说他结了婚，都嚷嚷着要他请客。于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便请了两桌客，张治中、邓演达、何应钦、邓中夏、陈赓等都来贺喜，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参加。那天的情形邓颖超记得很清楚：“听说我在五四运动中当演讲队长，张治中就提出让我讲恋爱经过，大家鼓掌。因为我个子矮，他们还让我站在板凳上。恩来特别担心，怕我应付不了。其实，我什么也不怕，站在板凳上把我们相识、相爱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番，还把恩来写在明信片上的一首诗背了出来。我介绍后得到热烈掌声，张治中连声夸奖：‘周夫人，名不虚传，和周主任一样都是极其出色的演说家。’这时我不客气地说：‘什么周夫人，我有名字，邓颖超！’”

就是从那样一个热闹的夜晚开始，周恩来和邓颖超并肩站在了人们的视线中。

——摘选自《环球人物》2017年04期

作者：朱东君 许陈静 田亮
编辑：周怡倩
责任编辑：张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