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光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诞生。实际上，早在红军时期，我军就有了自己的飞机和飞行员。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省新县考察调研，在参观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时，他在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照片前驻足观看，询问了“列宁”号飞机和飞行员龙文光的情况。龙文光曾创造了我军历史上五个第一：他是我军第一位飞行员；第一位航空局长；驾驶我军第一架飞机；参加第一次对国民党军队的空战；第一位空军烈士。

从黄埔学生到国民党空军上尉

红军第一位飞行员不是共产党人出身，而是来自黄埔军校的国民党空军。龙文光，原名彭文光，1899年6月21日生于四川崇庆县廖家乡彭家场詹湾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两岁时过继给舅父龙作霖为嗣子，改名为龙德勋，后因其生母坚持改姓不改名，故名龙文光。

五四运动以后，龙文光深受新思潮和进步文化的熏染，向往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尤其是目睹了旧中国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现状，他满怀激愤，立志日后一定要救国救民。

1924年，正在北京朝阳大学学习的龙文光，闻知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向全国招收有志青年，他毅然投笔从戎，南下报名。黄埔军校1925年第三期档案中记载，龙文光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其档案号为：G2013-黄埔军校-02634。

在黄埔军校期间，龙文光刻苦学习，品学兼优，先后参加了消灭滇、桂叛军以及郑润奇等右派军队的战斗。1926年1月，龙文光从黄埔军校毕业。时值国共两党联合创办的广东航校招生，龙文光以优异成绩入选航校学习。

1927年1月，龙文光被广东国民革命军航空处选派到苏联第二航空学校继续深造。他随苏联顾问李糜及航校同学黄光锐、杨官宇、周宝衡、毛邦初、张廷孟、黄毓沛、丁纪徐、梅龙安、黄毓全、刘植炎等人赴苏联学习飞行技术。

学成回国后，龙文光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空军第四队（驻汉口）上尉分队长，并在南京中央军校航空班任飞行教官，经常驾机来往于汉口、南京、上海、杭州等地。

龙文光驾驶的战机是从美国进口的O2U-4“柯塞”式观察机，它是1925年美国钱斯·沃特公司制造的新型观察机，命名为“海盗”，音译为“柯塞”。国民党南京政府于1929年10月向钱斯·沃特公司订购了12架“柯塞”式观察机，该机装有炸弹挂架和机枪，是武装型观察机。龙文光是幸运的，从苏联回国不久就驾驶了美国先进战机，也正是这架战机，后来成为我军第一架飞机“列宁”号。

1930年2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缴获的国民党飞机，被命名为“列宁”号

从红军战俘到“列宁”号驾驶员

1930年2月16日上午，龙文光奉命驾驶“柯塞”式飞机从汉口飞往河南开封，执行紧急空投通信的任务，返航时飞到大别山区上空，一头扎进了山区大雾之中，瞬间失去了方向，左冲右突冲不出浓雾，只好降低高度实行迫降，飞机围绕竹竿河几经盘旋，在油料即将耗尽时降落在一片河滩上。

飞机降落的地方是河南省罗山县宣化店（今属湖北省大悟县）陈家河附近的菜籽坳，这是鄂豫皖根据地的边缘区，与国民党统治区隔河相望。

飞机的轰鸣声，惊动了罗山县担任警戒的赤卫队员，罗山县第一区第十乡赤卫队大队长陈国清带领赤卫队员冲向河滩，在陈家河休整的红军手枪队队长钱钧也带领战士赶到现场。看到眼前的飞机尾翼上画着青天白日徽记，无疑是国民党的飞机，赤卫队员、红军战士和群众将这个从天而降的东西团团围住。

龙文光最初以为降落在国统区地界，待仔细一看，才知道落在了苏区。龙文光只好打开舱门，举着双手走了出来，并不停地喊道：“我是飞行员，请各位父老不要伤害我。”陈国清迅速派人向上级报告，并将龙文光和那架刚刚缴获的飞机严密看管起来。

红军缴获飞机的消息被国民党侦知，在缴获飞机的第三天，陈家河西姚畈地方民团分三路奔袭而来，企图抢走飞机和飞行员。罗山县地方武装和红军战士密切配合，奋勇杀敌，打退了反动民团的进攻。

中共鄂豫边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得知缴获一架敌机并生俘飞机驾驶员的消息后，指示罗山县委和驻在罗山的红军：要保证飞机驾驶员的安全，保护好飞机，并设法把它运回到根据地中心地区隐蔽起来。

菜籽坳河滩距离根据地中心地区百余里，怎么把它运过去一时成了难题。好在罗山县委在红军队伍中找到两个曾经的国民党炮兵，命令他们将飞机拆散。他们把飞机的每个部分标上数码，画成草图，然后卸成八大块。赤卫队员和红军战士几经周折，将飞机部件运送到卡房林湾隐藏起来。

林湾地处大山深处，四周群山环抱，树高林密，只有四户人家居住，几乎与世隔绝。乡苏维埃政府将飞机巧妙地隐藏在两幢房子之间，上面搭了棚顶，前后用柴草掩盖，无论敌人从空中还是在地面都不易发现。其间，国民党当局因飞机失踪、下落不明，多次派特务潜入苏区，四处侦察寻找，但终未查获飞机的踪迹。

鄂豫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徐向前接见了龙文光。当得知面前这位面容清瘦、身穿旧灰色军装的瘦高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徐向前时，龙文光一时不知所措。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要徐向前首级，龙文光对徐向前早有耳闻。徐向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算起来两人还是校友；对共产党，龙文光也有一定的了解，早在黄埔军校和苏联深造期间，他的同学中有共产党员，但如今国共两党早已决裂，势同水火，加之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妖魔化宣传，龙文光的内心恐惧不安。

随着交谈的深入，徐向前和蔼可亲的态度很快打消了龙文光的恐惧和戒心，本就有报国志向的龙文光最终决定弃暗投明，参加红军。随后，他被安排在红一军总部任参谋。为了表达参加红军的决心，龙文光改名龙赤光。

徐向前极具战略眼光，在引导龙文光投身革命之时，已经着手考虑飞机如何为我军所用。1930年2月28日，中共鄂豫边特委致信中共中央，要求派军事干部和飞机驾驶员，信中写道：“国民政府航空交通班在我处（宣化店）落下交通机一架……据驾驶人云：飞机是在中美航空协定以后在美国买的，价值六万元。我处无人驾驶，请速派驾驶人来，如果派一驾驶人来，可以做大的政治号召，如撒传单、丢炸弹等工作。”

1931年春，随着鄂豫皖根据地的扩大，苏区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鄂豫皖特委和军委决定把飞机重新组装起来，让它在反“围剿”作战中发挥作用。而党中央派来的干部、在莫斯科航空学校学习过的钱钧（与前文提到的钱钧不是同一人——笔者注）也于不久前到达鄂豫皖苏区。

黄安县紫云区第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吴行千，从争相报名参加运送飞机的群众中挑选150名身强力壮的人组成搬运队，马驮人扛，翻山越岭，在沿途苏维埃政府组织的4000多人的协助下，历时半个月，又将这架飞机从林湾运送到根据地中心区箭厂河。

龙文光和钱钧等人在箭厂河附近任家畈和黄谷畈中间的河滩上把飞机重新组装起来。徐向前指示在飞机机翼上绘制两颗红星，在机身侧面写下“列宁”二字，以纪念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革命导师列宁。鄂豫皖苏维埃政府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将这架飞机命名为“列宁”号。从此，红军有了第一架飞机。

同年4月，鄂豫皖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龙文光任局长，钱钧任政委，航空局设在新集城北的普济寺内，红军的第一个航空局依托第一架飞机“列宁”号诞生了，龙文光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列宁”号飞机的驾驶员。

为了便于飞机起飞降落，苏维埃政府在卡房、箭厂河、郭家河、新集和皖西的金家寨，同时修建了五座机场。航空局还通过在双桥镇战斗中被活捉的国民党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的亲属运来了3000多公斤汽油，“列宁”号飞上蓝天指日可待。

从我军第一个航空局长到参加第一次空战

“列宁”号第一次执行侦察任务是由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和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共同完成的。

1931年7月10日，“列宁”号飞机首飞试航。当天早晨，简陋的新集机场挤满了从十里八乡赶来的群众，“列宁”号飞机准备飞往国民党统治区固始、潢川一带执行空中侦察任务，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前去英山执行任务，搭乘飞机到金家寨。上午8点，徐向前和陈昌浩陪同龙文光来到机场。当徐向前下达试飞命令后，龙文光和陈昌浩政委登上飞机。随着隆隆的马达声，“列宁”号飞机带着机翼上鲜艳的红星冲上蓝天，机场上的群众欢呼雀跃，祝贺红军的飞机首航成功。

从新集到金家寨航程200余里，19分钟就飞到目的地上空。但由于新修的金家寨机场雨后遍地泥泞，飞机无法降落，“列宁”号飞机遂飞往固始县。到达固始县城上空时，撒下铺天盖地的传单，吓得敌人四处逃窜。“列宁”号飞机又继续飞往潢川、光山进行侦察和投撒传单，完成任务后，胜利返航，安全降落在新集机场。

1931年9月8日傍晚，“列宁”号飞机从新集机场再次起飞，抵达武汉市上空进行军事侦察并散发传单。这一举动，使武汉国民党政府惊恐万分，他们对一些重要军事目标实行灯火管制，唯恐成为红军飞机空袭的目标。武汉国民党的《扫荡报》惊呼：“共军飞机连日骚扰潢川、汉口，我方幸无伤亡。现有关方面已通知各地严加防范。”

“列宁”号飞机几次侦察和播撒传单的行动惊动了国民党中央。在国民党航委会特别会议上，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传达了蒋介石亲笔手谕，并按照手谕精神下达了要将“龙文光这个心头之患除掉”的命令。

我军第一次空战也是龙文光与陈昌浩共同进行的。

1931年11月10日，红四方面军发动黄安战役。国民党第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率万余人固守待援，红军围攻黄安县城达一月有余，仍久攻不克，敌方援军紧急驰援黄安城，战况异常险恶。

在两军呈胶着状态时，红四方面军总部和徐向前总指挥决定起用“列宁”号飞机，协同攻打黄安县城。龙文光、钱钧等人反复试验，在机翼下安装两个弹架，挂上迫击炮弹，将“列宁”号改装成轰炸机。陈昌浩总政委与龙文光一起参加空战。

12月21日，龙文光随同徐向前等红军首长，来到黄安城南一高地勘察敌军兵力，确定了“列宁”号参加作战的方案。22日上午9点，龙文光驾驶“列宁”号和陈昌浩飞临黄安县城上空。飞机在空中盘旋，寻找轰炸目标，当飞到一处架着天线的院落时，龙文光判断那就是敌人的作战指挥中心，当即向下俯冲，陈昌浩连续投下两枚迫击炮弹，准确命中目标，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敌人，这才发现是红军的飞机在轰炸，城内守军顿时大乱。

敌师长赵冠英见待援无望，孤城难守，军心涣散，连夜弃城而逃。红军乘机向黄安城发起冲锋，共毙伤俘敌1.5万余人，缴枪7000余支、迫击炮10余门，赵冠英也被红军战士活捉。历时43天的黄安战役胜利结束，黄安、麻城、陂安南、陂孝北、罗山等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龙文光和“列宁”号战机为攻克黄安城立下了战功，黄安战役也因我军首次有飞机参战有了特殊意义，首开我军地空配合作战的先河。

从隐藏保护“列宁”号到英勇就义

黄安一战，龙文光和“列宁”号飞机名声大震，国民党中央大为震惊。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抓捕“带机投匪”的龙文光，悬赏的价钱与捉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价格相等，可见国民党对“列宁”号飞机和龙文光的重视程度。

1932年6月，蒋介石坐镇武汉，调集26个师及两个旅约30万人，另有4个航空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妄图全歼红四方面军，并打算把“列宁”号扼杀在摇篮之中。

敌人先后调集几十架飞机参战，欲将“列宁”号打下来。龙文光在几次惊险的遭遇战中，都以精湛的技术和过人的胆识躲开了敌人的围追阻截，他还将一架敌机击伤。

但面对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剿”，红军处境日趋险恶，最后不得已把“列宁”号拆卸开来，并安排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抬着飞机部件与敌周旋。红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前，徐向前代表红军总部忍痛下令：就地埋藏“列宁”号飞机。就这样，“列宁”号被埋藏在新县回龙寺附近偏僻山沟里的两座墓冢间，隐藏了近20年。

在一次突围中，龙文光与红军大部队失散。1932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龙文光化装潜回汉口与妻子黄秋英相聚。龙文光从苏联留学回国时，结识了艺人黄秋英，两人一见钟情，婚后一直住在汉口。龙文光在苏区参加红军，曾多次给在汉口的妻子写信，动员妻子到苏区工作。龙文光曾在信中说道：“此地医生及缝纫的工作很适合你做的。你快来吧！尽各人的能力服务啊！”但由于各种原因，黄秋英终未成行。

回到家中，龙文光一直不敢出门，但不久还是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于1932年9月10日被捕入狱。国民党军政部长陈诚迅速向蒋介石密报：“共军航空局局长龙文光在汉口捕获。”密报中还说：“许多人替龙文光说情，中国航空缺乏人才，望能给一条活命，用其所长。”

为龙文光说情的是他在广东航校和留苏时的老同学、在国民党航空界有影响的人物——毛邦初、张廷孟、张有谷等人。他们联名向国民党当局上书，请求免龙文光一死，但国民党又岂肯轻饶他呢！

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陈列的“列宁”号样机

在狱中，龙文光饱受各种酷刑后，仍不屈不挠，他没有为自己选择的信仰而后悔。龙文光知道自己必死无疑，在羁押期间，挥笔写下了就义诗：“千秋风雨世间飘，死生一事付鸿毛。吾为自由空中飞，不算英雄亦自豪。”就义诗气壮山河、感人肺腑，是龙文光为了革命信仰初心不改、宁死不屈的真实写照。

1933年8月9日，国民党政府以“带机投匪罪”，在湖北武汉威尔台处死了龙文光。面对刽子手的枪口，龙文光大义凛然、从容不迫。行刑的第二天，武汉各报在报道里透露，龙文光“临刑时犹神色自若，高呼共产党万岁”。

龙文光就义时年仅34岁，同年底，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国民党杀害龙文光后，对“列宁”号飞机仍然耿耿于怀。国民党军占领了鄂豫皖根据地后，千方百计地想找到被红军埋藏起来的飞机。由于根据地群众严守秘密，国民党始终未能如愿。

龙文光英勇就义了，“列宁”号飞机被拆散掩埋了，但大别山老区人民始终没有忘记他们。1951年9月，原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时任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的王树声亲率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慰问团前往大别山区慰问老区人民，新县群众将埋藏了近20年的“列宁”号残体挖了出来。面对当年红军的第一架飞机，王树声和慰问团成员纷纷摘下帽子，向“列宁”号致敬，向龙文光烈士致敬。

作者：焦予玲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徐坚忠

来源：原文刊载于《百年潮》201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