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百年》

张春田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收录周作人、蒋梦麟、赵元任、徐悲鸿、冯友兰、梁实秋、季羡林、金克木、冯至、黎东方、王佐良等三十五位民国和当代著名学者、文人写的关于早年留学回忆的文章，生动有趣。从周作人到雷竞璇，从美国、德国到日本、印度，从准备考试的焦虑、勤工俭学的艰辛，到逛书摊、看电影的享受，从初来时语言不通，思家心切，到生活久了，他乡也成为故乡。有笑有泪，众声喧哗，呈现了百年留学潮的多个侧面和丰富议题，于是名之曰“负笈百年”。

柳无忌

柳无忌（1907—2002），诗人，1927年至1932年留学美国，在劳伦斯大学、耶鲁大学学习，1931年获耶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街边偶遇

抵伦敦后还不到几天，住在不列颠博物院附近一家小公寓内，有一下午在街上溜达，忽然迎面来了一个比我更矮的东方人；再走近一看，是个中国人的相貌。我们大家停步，面对面相互谛视，觉得有点面熟。就这样，我无意地遇到了在清华大学教我李白、杜甫那门功课的朱自清老师。他比我大不了几岁，我又是他的一个好学生，在异域相遇，有一番亲切的感觉。

我们没有寒暄，就各自说出来到伦敦的经过。那是1931年的秋季，朱自清（他是位作家，我何必以先生、老师那样称呼他！）在清华教满了五六年书，得到休假的机会，就一个人去英国游历、参观、作研究。他以后还要到欧洲大陆去观光。我呢，在耶鲁得到学位，还有一年的清华官费，获得留美学生监督处（那时候正值梅贻琦回清华去当校长，由赵元任接任监督）的准许，去欧洲一年，在英、法、德图书馆内探访所藏中国旧小说，第一站是伦敦。在与朱自清不期而遇的时候，我正在寻找可以安身的住处，与他的计划不约而同。最好不过的，如能找得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同住，比较热闹，有照应。朱自清的英文会话有困难，我毕竟在美国已住了四年；对于我们，伦敦虽同为异域，我却以老马识途自居了。

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找到一处理想的房屋，在伦敦西北郊附近，那是一座老式的房子。当年它应是十分漂亮、阔绰的，可是现在却与主人同样的命运。当我们按铃时，一个爱尔兰女佣人把我们接进去，跟着房东太太与她的女儿也出来，与我们交谈。她们温文有礼，说有两间房，愿意租与东方人。这样，我们就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妇人”、希布斯太太的家中住下了。

希太太出租的两间房子，一间大的正房朝宽阔的芬乞来路，窗户十分清亮。另有一间侧房，对着邻近的另一家房屋，稍阴暗，但亦颇舒畅。朱自清虽是清华教授，所拿到的月费恐怕不见得比我的多，而且他得接济在国内的家人数口。因此，他挑了那间侧房，把正房让给我。我们高兴地在当天搬进去，这样就同住了有三四个月。在此时期，我们每天与希太太及小姐同进早餐与晚饭。这是英国租房的惯例，与美国不同；除午饭外，房客餐宿于寄寓的家中，与房东太太保持相当友谊。在这方面，朱自清与我做到了。我喜欢英国丰富的早餐，晚饭更讲究，而希太太的那位爱尔兰女佣兼厨子，菜也做得有味；更何况，希太太虽然家境困难（在她那条街上，住她那样房子的人，普遍是不会把房间出租的），对房客的膳食却从不吝惜，她毕竟是英国上等人家出身的。因此，我们住得好，吃得好，而使朱自清更高兴的是他有听讲英文的机会。像他在回忆文中所说的，那位房东小姐（她高出我们有两个头）平时很静默，我们两个东方人更不大讲话，所以饭桌上只有老太太滔滔不绝地谈天说地，把她们家中的一些故事都搬了出来。小姐有时补充一两句，我们偶尔也参加一些赞许的话，表示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希布斯太太高兴了。她说，她喜欢我们，比从前所收的日本房客要好得多。这正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我们总算远在英国打了一场道义上的胜仗。

每天清晨，朱自清与我同坐公共汽车进城。芬乞来是在伦敦北部的一条交通大道，有公共汽车站，距离希太太的房子不远，上下十分方便。汽车并不拥挤，尤其在芬乞来路一带，乘客尽是些文质彬彬有礼貌的绅士式英国人。一到不列颠博物院附近，朱自清与我分手，各奔目的地。他好像很忙，去各处观光，很有劲儿。我现在已记不得他去的什么地方，虽然在他的欧游文章内可以约略地看出他的行踪。我呢，终日埋首在博物院内翻阅中国旧书——特别是一些通俗小说，那是为当时一般汉学家所不齿的。早餐晚饭吃得好，午饭就马马虎虎，有时干脆就不吃（我在耶鲁大学读书时，一天只吃两顿：早餐与晚饭）。

秋天为伦敦最好的季节，但不久雾季随着来了。抗战期间，我曾在重庆——所谓雾重庆——住了几年，但总觉得伦敦的雾给我的印象更深。有好多次，当朱自清同我在芬乞来路上等公共汽车时，雾的浓重，使人有伸手不见五指的感觉。车子怎么样开呢？除汽车夫外，另有一个帮忙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副车手，在马路上高举火炬，往前开路，汽车就跟他慢吞吞地行着。平常十分钟的路，要走几十分钟。幸而到伦敦市中心时，房屋林立，雾气被阻，在明亮的灯火照映下汽车可以开得快些。一直到不列颠博物院下车，我方始喘出一口气来。接着就置身于同样阴暗的大阅览室内，在聚精会神的读书时忘怀了那可怕的、使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浓雾。

有时候，普通多在周末，朱自清与我共同行动，如去Hampstead旷野散步。那不是一个整齐的用人工布置的公园，只是一片浩漫、没有边际、灌木丛生的原野，望出去有旷然无涯的感觉，好似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这里游客甚多，它不但是在伦敦郊外可以游玩漫步的旷地，而且是好多作家居住的地方，如散文家约翰逊博士、斯蒂尔爵士、戏剧家高尔斯华绥，都曾卜居在这一带。在Heath里面，也有名人的坟墓，与有纪念性的房屋，其中我最喜欢去游的是英浪漫诗人济慈的住处。他去罗马（他死在那里）前，曾有一个时期住在Hampstead Heath（离芬乞来路不太远），在那里他热爱着他的情人，写出了好几篇有名的诗歌。据说，就在此处的济慈纪念宅（那里有一些他的遗物及诗稿），诗人在晚上听到了夜莺鸣声，有感而作那首杰作《夜莺歌》，让他的灵魂遨游于诗的想象的领域，暂时忘怀了生命的孤寂与悲哀。

结伴同游

这时候，有好几位英国近代诗人住在伦敦，我们曾去听过Walter de La Mare 的一次演讲。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给我印象较深的，是那大讲堂内挤满了人头，大家引颈等待着诗人的来到。这时，他年近六十（生于1873年），白发垂垂，态度端正，语音和悦，讲话有诗意。因坐在后排，我虽倾耳聆听，他的讲辞却懂得不多。我与朱自清还去过在不列颠博物院附近的一家诗铺，找了许多时间方才寻着。不记得是谁开的，好像是一位姓Monro的诗人，但是我可能把他与美国女诗人，在芝加哥办新诗杂志的Harriet Monro混在一起了。那家铺面很小 ，设在一座建筑物的地下室；拾级而下，进入诗铺，里面陈列着各式样的新诗集子与杂志，颇令人有美不胜收的感觉。我对现代英美新诗并无好感，没有买什么书，只看看而已。有一次，在那里开一个朗诵诗会，我们也去听，到的人并不少。一切在记忆中早已模糊，不知是谁在朗诵，大概是没有名声的新诗人。

对于浪漫诗人的爱好，使我去离伦敦不远的Marlow镇（在伦敦西部，约三十英里）去探访雪莱曾一度居住的宅子。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写雪莱当年与死后在英国的文名，对雪莱有偏爱，就乘便去Marlow游赏一番。此时雪莱已与Mary Godwin同居，等到雪莱的第一个夫人投河自杀后，他与Mary正式结婚，卜居Marlow有一年之久，然后同去意大利。那是一个小镇，很少外人去，更没有中国人在那里。当地市民聚集着对我惊讶的谛视，使我不能自在地在雪莱纪念宅（仅门口有一小牌子标明）前面徘徊；而且，那里大门紧闭，走不进去。在附近小旅馆一宿之后，我就匆匆地坐长途公共汽车回伦敦去了。当朱自清问我此行的经过，我没有多少话可以讲给他听。

文章写到这里，已是离题，索性再绕道转一个大弯，讲到我从伦敦回国以后的事情。先说，现代英国新文艺批评大师Ivor A.Richards曾一度来到北平（好像以北大为大本营），代表Ogden在中国传播基本英语。继Richards之后，他的大门徒Will Iam Empson（他的中文名字是燕卜荪）也来到中国，在北大教书。他来的那年，正好中日战争开始，北大与清华、南开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设在风景优美的南岳圣经学院地址。因为同在外文系，我与Empson认识，朱自清也在那里。那位新文艺批评界的后起之秀，当时年纪很轻，身材高大，总是醉醺醺的红光满面。他一句中国话都说不上来，生活琐事一切都得公超为他招呼。我还记得他闹的一个笑话。一天上午，忽然大家紧张起来，说英国人燕卜荪失踪了。原来，他有一门课，学生久等他不至，各处去寻，也无他的影踪。最后，还是有人回到教职员宿舍他的房间内（我与他邻居，当时正好在场）去寻看，方始发现他却醉卧床下，鼾睡正酣。

现在，回到伦敦去，再说一件我做的破天荒的事情：在脂粉堆中，读德国文学史。像前面所说的，来伦敦后，从我性情所好，在古老的不列颠博物院内浏览中国的闲书，如旧小说一类，有点说不过去，似乎也应当作些比较严肃的做学问的工作。已经读了好几年英国文学，不妨随着我的第二志愿，研究德国文学。我曾在芝加哥大学暑校修习一门少年歌德功课，也写了一本《少年歌德》小书。因此，我愿意多读一点德国文学，而我的嗜好是文学史。但是，在伦敦大学的课程表内，在那一季（1931年秋季）找不到一门对我合适的德国文学功课。可是，在伦敦大学某女子学院内有J.G.Robertson开的一门德国文学史。Robertson著的一部文学史，出版不久，甚得批评界赞许。但是，我不懂得，为什么这样一位德国文学史权威，却在女子学院内开设功课。慕名深切，顾不得许多，我就在摄政公园伦敦大学的女子学院内，去旁听Robertson教授的德国文学史。我有点难为情——唯一的异国男人，夹杂在那些嘻嘻哈哈的英国女学生中间；也有些失望，因为Robertson的演讲并不精彩。最初，我还是用功地抄写笔记，后来发现他的讲辞内容与他那本书中的材料只是大同小异，就懒得做笔记了。当时，我竭力劝朱自清也去旁听，但是他有自己的工作表，一天到晚的很忙，参观博物院，瞻仰文人宅，游公园，跑市场，逛书店，没有时间与兴趣到女子学院去与我作伴。

君子之交

我与朱自清一同在伦敦住了三四个月，天天见面，交往甚密，但在谈话中从不涉及家庭及私人琐事，也不提到他在清华学校的事情。我们会面时，大多在餐桌及公共汽车上，那是没有讲话机会的。偶尔，在我回房时经过他的房间，随便招呼几句。他总是伏在案头读书或写信，我不便去打扰他。就是有几次我们空闲了聊天，也寡言笑，不时相对着作会心的领悟。这也许就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现代中国作家中间，朱自清是少有的君子，我对他有深厚的敬意，同样的在道德与文章方面。他虽然经济并不富裕，但从未发过牢骚，或怨天尤人；他更未恶意地批评过任何人，不论是文人或他在清华的同事。那时候，他身体好，游兴高，不料后来竟为生活的负担，损毁了他的健康。

在英国，我计划中要做的事都已完成，住得也够了。当圣诞节前后，修毕一学期的德国文学史，看完博物院里所藏的中国通俗文学书籍，我就离开伦敦芬乞来寓所，与朱自清告别，去法国巴黎。一直到下一年春天，方才再去英国，与新从美国来的我的女朋友在伦敦结婚。此时，朱自清已在欧洲，没有参加我们在伦敦一家中国餐馆内招待朋友的宴会。此后，我与太太去欧洲度蜜月，有机会时，与朱自清偕游了好几处名胜。有一次，我们同在瑞士的Interlaken城一家旅馆住下。此城位在世界闻名的少妇峰——雪山脚下，是登山巅的一站。登山的费用极大，倘使我与太太一同去，就得花去我的一月清华官费的一半。可是，爱好风景名胜的朱自清，却兴致高高地独自去作登山的旅行，并不计较旅费。我们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又住在一起，偕去参观庞贝古城，玩得很好，增加不少见闻。最后，我们一同在意国南部的Brindisi港埠，乘意轮拉索伯爵号，路经红海、印度洋返国。

在抗战期间，我与朱自清先后在湖南南岳的长沙临时大学文学院，及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一起教书，由师生、旅伴，成为同事。在昆明时，我们大家有家眷，跑警报，对付生活，无暇作交际来往。抗战结束，我偕家人来美；二年后，哀伤地听到一代文人、名教授朱自清在北平逝世的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