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著

 

中西书局出版

 

 

(左起)王造时、李公朴、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沈钧儒摄于监狱中。

 

《长河秋歌七君子———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以1936年为契机，用纪实笔法写出了七君子事件的历史背景、事件真相、事件当事人的最后命运，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从理论上探寻七君子为什么能走到一起的原因，强调了中西文化经过他们的吸收、过濾和再架构，造就了他们以爱国主义为特征的人格。作者潘大明以七人为集合体的独特视角，采用独家对七人亲属故友的采访录音资料和鲜为人知的文献，使该书亮点频闪。

 

1936年11月22日晚。初冬入夜，北风透心，卷动凋落的黄叶漫舞而起，发出阵阵寒栗的簌簌声，惊悸中给人不祥的预兆。

 

李公朴、王造时被捕

 

女孩目送着父亲李公朴被押进囚车。她从未体验过人间阳光之外的罪恶，五个春秋里尝到的是父爱的纯真。刻骨铭心之夜，储存在她的记忆里无法抹去。多年后她执笔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22日夜里，我已睡熟突然被吵闹声惊醒。睁开眼，满屋都是陌生人。有的是国民党的警察，有的是法租界的巡捕，气势汹汹，蛮横无理。父亲正在和他们争辩，后来听父亲说了一声“我跟你们走”，他什么也没有拿就走了……我胆怯地问母亲:“爸爸到哪里去了?”母亲说:“被他们抓起来了!”我追问母亲:“他们为什么抓爸爸?”“因为你爸爸爱国。”母亲像是答复我，又像是在问别人:“爱国也犯罪吗?”

 

23日凌晨，岂仅是李公朴的女儿在惊悸中提出“爸爸到哪里去了”的天真问话，王造时———留学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著名教授，从容地披上皮袍，吻别四个年幼的孩子，在孩子的哭声中登上警车。几个稍大的孩子缠着母亲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母亲耐心地回答：“很快就会回来。”

 

沙千里、史良被捕

 

沙千里的母亲与儿子共同生活了三十七年，儿子每次出门必先告诉母亲，现在儿子突遭逮捕，母亲的担忧、伤心可想而知。沙千里在狱中写下被捕时给老母和妻子带来的惊惧和忧愤：

 

母亲房里的窗子半开着，窗外伏着一个看不清的人影，当我走到窗子面前的时候，那个影子便发出声音，叫着我的名字。我起初当真以为朋友叫人来找我，还查问他什么事情;待我定睛看清这影子的时候，面目是狰狞得可怕，在窗子外面像等待择人而噬的样子……

 

接着便是严厉而急迫地叫着:“开门!　开门!”

 

我那时已经知道他们的来意，母亲更惶急起来，我身上仅穿着单衣，我一面请母亲去开门，一面自己去穿衣。

 

开了门，五六个彪形大汉和一个高大的西探，一拥而进了我

 

的房中，气势汹汹，形如虎狼!　有的把电筒四面照射;有的翻查我的书架……我也一再问他为了什么事，但是极力催促我穿好衣服，跟他们走。我心地是那般明白，除了救国会，没有其他缘由的。

 

六十七岁的母亲在万分惊慌中，还保持着相当的镇定，命我穿得暖暖的。桂灵本来酣睡着，被大声叫醒了，见到这许多人在房中，似乎莫名其妙地呆住了半晌。她看清了这样的形势……悲痛和惊骇的神情，在她含着泪珠的眼里，可以看出来。

 

史良的母亲与沙千里的母亲一样，也是一位慈蔼的白发老妪。她那双骤然变得模糊的眼睛，凝视着女儿，瞧着她穿上旅行服，好像要出远门去旅行的样子，随后跟着来人，出了家门。女儿反手关了房门，房门发出的声响好像在说：“妈妈，别担心，我会回来。”屋里留下一片寂静，老人感到了窒息。她咳嗽起来，一阵撕心裂肺之后，吐出了鲜红的血块。这一夜，她变得憔悴，一下子衰老了许多。

 

沈钧儒被捕

 

就在此刻，上海愚园路桃源坊51号走出一位银须飘拂的老者，他与那些母亲的青丝儿女们一样，成了同案犯。

 

沈钧儒身材矮小，双眼矍铄放光，透射出力量。他脚下生风，步履矫健，即使等待他的是囚室，也没半点拖泥带水。沈钧儒捋着长髯，轻松地对赶来的儿子交代：

 

“去去就来，那便是我昨天晚上对你们说过的事。”显然，他知道自己会被捕，早已给家人打了招呼，足见他的从容和凛然。

 

沈钧儒生于1875年，四个儿子留学于日德两国，学习医、工、商专业，唯一的女儿就读金陵女大理科。身边还有三个孙辈稚儿，与他长期相伴。

 

他二十八岁中举，二十九岁参加甲辰恩科会试，是中国沿袭千余年的科举最后一批进士。时值外患内乱、国运危难之际，沈钧儒苦思救国良策，毅然东渡扶桑寻找救国良方。

 

皇室衰民国起，沈钧儒加入了同盟会，滚打在时代的洪流中。济南惨案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日益昭著，沈钧儒又挑起抗日救亡的大梁，结成全国性的各界救国会，促进国内各种政治势力团结一致共同抵御侵略。

 

苍茫的黑夜中，沈钧儒含笑登上囚车。

 

邹韬奋被捕

 

23日零时，邹韬奋躺在辣斐德路601弄4号(今复兴中路)寓所的床上，沉睡后发出轻轻的鼾声。2时半，夫人沈粹缜在睡梦中被一阵凶恶的敲门声惊醒。身边躺着的丈夫醒来，屏息听了一下，意识到将发生什么，披上外衣下楼打开后门。涌进四个持枪的人，领头的是高鼻梁蓝眼睛的法国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官员。

 

面对名闻遐迩的原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法国人有所收敛，把枪收回皮套，态度和善起来。邹韬奋用流利的英文说：“我不会逃，请你放心。我要穿好衣服才能走，你上楼看我穿好一同去。”法国人见他睡衣外仅罩着一件外套，点头答应了，跟着邹韬奋上了三楼。

 

邹韬奋问法国人，逮捕有何凭证。法国人拿出一张巡捕房的职员证。邹韬奋知道，职员证不能用来逮捕人，应该出示逮捕证，这种逮捕不合法。他没有为此争执，他们要逮捕自己即使不出示任何凭证，也能办到。

 

他对妻子说了几句安慰话，又小声叮嘱她打电话。转脸对法国人说：“可以走了。”两个中方公安局侦探从邹韬奋的小书房里抱出一些信件和几十本小册子，嘻笑着与邹韬奋搭讪：“我在弄口亲眼看见你从外面回家，在弄口下了黄包车，很快走回家。不过睡了两小时吧!”邹韬奋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早已受到监视。

 

警车风驰电掣般驶向卢家湾巡捕房，邹韬奋走下囚车，无意间看见一个熟悉的女性身影由巡捕挟持着走在前面。

 

女性好像也意识到后面的人犯多半是自己的同案犯，转过脸，冲邹韬奋报以淡淡的微笑，显出友爱、坚定。

 

审问后，邹韬奋无可奈何地接受搜身，领带、西裤吊带、鞋带全被缴去，好像生怕他会在狱中自杀。当狱卒命令他摘下眼镜时，他犹豫了，眼镜摘去后看不清前面的路。史良隔着木栏杆大声抗议，“邹先生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不必这样搜查，眼镜也应该让他留用。”她忘了自己也遭逮捕，仿佛还站在法庭上慷慨陈词，行使律师的权力。抗议丝毫不起作用，眼镜还是被取走了。

 

章乃器被捕

 

章乃器自被迫辞去浙江实业银行的职位后，全部精力扑在救国会的事业上。他身为全国救国会执委之一，分管财务和宣传工作，他的家成了救国会的秘密机关，救国会的机关刊物《救亡情报》编辑部就在他的家里。

 

22日晚，章家客厅集聚着一部分救国会基层骨干，商谈下一步工作和对时局的分析。深夜，一些路远的人留宿在章家。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章乃器惊醒，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劫数难逃。他首先想到暂住在家里的朋友，在妻子协助下，把留宿人员安排到另一间房里，自己下楼开门。

 

十多个警探涌入，把章乃器包围住。为首的法国警官用英语咕哝了几句。章乃器点头，回答说他要打电话给朋友。他拨通宋庆龄寓所的电话。他的情况不同于其他六位君子，他是宋庆龄发起的中华武装自治会重要成员，这个中共外围的秘密组织，一直被南京政府视为仇敌。

 

两个包探在书房搜抄他们需

 

要的证据，对章乃器的妻子说：“不是我们巡捕房要来，是上海的公安局长要我们来打扰的。你看，他们还派人和我们一同来。”果然，几个与法租界巡捕装束不同的人正在屋内四处翻腾。

 

警探们带着几捆救国会的宣传品，上了车。章乃器敞着大衣走出大门，登上警车坐在一侧，警探紧挨在他的左右。警车启动，章乃器禁不住离座走到一扇小窗前深情地凝视着车外。

 

与七人同时被立案起诉的还有陶行知、罗青、顾留馨、任颂高等。陶行知因7月受救国会派遣到西欧、北美等地游历，出席世界和平大会，才幸免于难;罗青家居南京，在江阴县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法处逮捕;顾留馨(职救第五大队领导人之一)、任颂高(职救理事，上海杨树浦临清小学校长，解放后任江苏省副省长)等人被同案起诉。

 

当日，上海一家消息灵通的小报，率先在头版用大号铅字标出“今晨七人被捕”，内容寥寥不足四十字：“本市消息，今晨二时半，市公安局会同公共租界及法租界捕房，逮捕七人。上午解法院。”七人的姓名没有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