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园

丁帆先生的《蒌蒿河豚齐上时》(见2017年3月1日《文汇报·笔会》)写食用野生河豚和蒌蒿的经历，文笔清雅，饶有趣味，也让缺少口福的我辈羡慕不已。不过其中涉及苏轼《惠崇春江晚景》饮食风俗的内容，我却看到了不同的说法。

丁文说：“有些赏析这首诗的文人因为不懂美食，所以就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地歪曲了诗的原意，说蒌蒿烧河豚这道鲜美的佳肴正是此时人们追求的美味。殊不知，苏东坡在这里只是说蒌蒿在水边满地蓬勃生长，以及芦芽刚刚冒尖时，正是河豚要上市的时候，这里只是借植物的生长来点明季节，而非是要把蒌蒿去烧河豚，况且宋朝时人们或恐还没有将蒌蒿和芦芽当做餐桌上的野味呢。可能这位赏析者不谙河豚的吃法，以为蒌蒿烧河豚是绝配呢……”这一说法，或系行文时不暇细检所致。关于此诗诗意，钱锺书先生　《宋诗选注》　有一段细致的说明：“这首诗前三句写惠崇画里的事物，末句写苏轼心里的想像。宋代烹饪以蒌蒿、芦芽和河豚同煮　(参观　《苕溪渔隐丛话》　后集卷二十四论梅尧臣诗)，因此苏轼看见蒌蒿、芦芽就想到了河豚。鸭在惠崇画中，而河豚在苏轼意中。‘水暖先知’是设身处地的体会，‘河豚欲上’是即景生情的联想。”将诗画“关合生情”、“亦即亦离”的虚实之妙说得很透彻。今检　《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引　《倦游杂录》　云：“河豚鱼，有大毒，肝与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飞，此鱼大肥，江淮人以为时珍，更相赠遗，脔其肉，杂蒌蒿、荻芽，瀹而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岁有被毒而死者。”又引张耒　《明道杂志》　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传以为有毒，能杀人。余守丹阳及宣城，见土人户食之，其烹煮亦无法，但用蒌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尝见死者。”可见用蒌蒿等烹制河豚鱼是宋代江淮一带常见的食用方法。张耒还说：“此鱼出时必成群，一网取数十。初出时，虽其乡亦甚贵，在仲春间，吴人此时会客，无此鱼则非盛会。其美尤宜再温，吴人多晨烹之，羹成，候客至，率再温以进。”这些都可以让我们了解那时河豚的食用风俗。东坡酷爱河豚之美，曾在资善堂与人谈论河豚之美，吃货本色十足地说那味道“真是消得一死”，故而看到惠崇画中的蒌蒿、荻芽便联想到了河豚，实是很自然的事。昔年读　《宋诗选注》，这是最深的印象之一，至今依然不能忘记。钱先生对此诗的解释似甚自得，凡三言之，首见于　《谈艺录》，复见于　《宋诗选注》，再见于　《谈艺录补订》。我想那位为此诗撰写鉴赏文的先生，或许正是得益于钱先生的这一解释。

关于　《惠崇春江晚景》“竹外桃花三两枝”这首诗，一直有些有趣的说法。毛奇龄不喜东坡诗，汪懋麟举此诗质之，毛云：“鹅也先知，怎只说鸭？”众人为之捧腹。这大概不是说诗，而是故意煞风景。其中的“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两句，《渔洋诗话》　以为“非但风韵之妙，盖河豚食蒿芦则肥，亦如梅圣俞之‘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无一字泛设也”，也是很好玩的看法。欧阳修曾说，河豚之所以肥美，乃是吃了柳絮的缘故，渔洋活用其说，就变成了河豚食蒿芦而肥，不免令人失笑。叶梦得　《石林诗话》　就曾不客气地说欧阳公“吉州人也，故所知者江西事也”，早在柳絮飘飘之前，江阴、常州一带的人就开始食用河豚了。上元节前后，河豚溯流而上，抵达各处时节有差，故而不同地方食用河豚的时间也就有些差异。

用蒌蒿、芦芽、橄榄与河豚合烹，也是出于解毒的考虑。古人所说的蒌蒿，又有蔏蒌、蘩等别名，生于水泽之畔，茎或高丈余，有白、赤、青之分，是人们很早就食用的植物。然而古书所载，每多因袭，所指是否一物，实在让我们这些不懂植物学的人摸不着头脑。据典籍注疏，它可以蒸食，可以在秋天制为虀，味道不浓不淡，十分甘美，亦可以之烹鱼，《说文解字》　及　《尔雅》　郭璞注都提到过，而江东尤喜食之。将河豚与蒌蒿合烹，并成为一时风尚，大抵是北宋时的事。唐宋时人大概以为艾草可以解河豚毒，而蒌蒿别称水艾、香艾，故以此法烹之。丁文还提到“厨师先将一粪桶置于屋内的墙角，然后才端上一大脸盆热气腾腾的红烧河豚鱼”，张耒笔记中也提到了，不过在最嗜河豚的吴人眼中，以不洁解毒纯属戏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