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海发

周振甫先生　(1911－2000)　兀兀穷年，孜孜矻矻，在国学园地耕耘了一辈子，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我很怀念他。

一

周先生于1932年进入开明书店，应试题目是为陆游　《老学庵笔记》　作句读，成绩不错，被录取为开明书店的校对员。当时的阅卷者是叶圣陶先生。后来叶圣陶约来钱锺书先生的书稿　《谈艺录》，因为信任周振甫的国学根底，就请他担任　《谈艺录》　的责任编辑。1948年该书出版后，反响很不错。

无独有偶，时隔三十一年之后，钱锺书的另一学术巨著　《管锥编》　又经周振甫责编而面世。钱先生在序言中说：“命笔之时，数请益于周君振甫。”钱先生对同辈人从不滥施高情，一言之褒，荣于华衮。周先生却连称惭愧，请钱先生删掉那句话，以为如韩愈所说：“兹荣也只所以为愧也。”但钱先生不允。

二

说句老实话，《谈艺录》　《管锥编》　这样的学术专著，即使是大学生也不是容易看懂，更何况大学文化以下的人。上海有家出版社于是想到出普及版，打算做　《谈艺录读本》　《管锥编读本》，还发了出版预告。不料遇到了拦路虎———这个拦路虎就是钱锺书先生本人。我手头留有周振甫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其中谈到当年编那两本书的情况，也还谈了些我去信时问询的一些问题，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兹录如下：

吴海发同志：

来信照收。钱先生八十寿辰，反对举行任何仪式，所以没有举行，我没有到他家去。钱先生寿辰，各地函电纷驰，送礼祝贺的不少，钱先生忙于接待，他说这不是祝寿而是促寿。他本来有喉痛病，又发气喘病，他不愿住院，医生说要注射点滴。他有汽车，一天到医院注射两次，想见困顿，您写的诗当然就无力作复了。现在情况好像转好。我怕打扰他没有去看他。武昌有人编钱杨资料集，我未见，也不知道。

上海教育出版社去约厦门大学郑朝宗先生编　《管锥编读本》，约好了，又想约人编《谈艺录读本》，想到我，就征求郑先生意见，郑先生表示同意。他们就写信来约，我就同意了。我是国专学生，外文不行，因此约冀勤同志合编。我把这个事告诉了钱先生。钱先生不大同意，但因我答应了约稿，他看在朋友面上，不好反对，婉转地表示一点意见。我没有注意他的不满，写是写了。后来知道他很不满意，也没办法了。后来郑先生不写了，上海又来约我写　《管锥编读本》，我就不敢再写了。我们的读本，是给读不懂　《谈艺录》　的人看的。选了原文加简注，加说明。全书约30多万字。我没有参加　《钱锺书研究》　审稿工作。

您说钱子泉师有年谱，我不知道。吴忠匡先生写了钱锺书先生的事，您倘要可以复制一份给您。吴先生告诉我，钱先生对他说，他要写，可以等我死了再写，可见钱先生不喜欢人家写。不过杨绛写的他不反对。大概他怕人家写得不正确。他不愿意我写《读本》，大概认为我的水平太低，好比一个小学生要解读专家的书，专家当然不高兴。我对他写的外文知识，说成是个小学生，大概差不多。

无锡有个吴文化公园，来与　《文史知识》　合办了一期刊物，又在北京开了个会，会后又设宴请客，我也去吃了一顿。听说公园化了7000多万元办的，您去参观过吗?

即请大安

周振甫4月13日

这是1991年写的信。周先生与冀勤同志兴冲冲地应上海教育出版社之约请，写了《谈艺录读本》，四十二万六千字，1992年8月出版，精装本，印了7800本。1993年1月　13日，我收到周先生的赠本非常高兴。我发现这本　《谈艺录读本》　与周先生的　《诗词例话》　有相通处，前者比　《诗词例话》　在理论上体悟更多，议论弥深。钱先生对黄遵宪和王国维诗的真知灼见，周先生分别用两个专节解读之，用心勤苦。但是编写这个《读本》　却令钱先生“很不满意”，所以，当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心脏病复发，不想写《管锥编读本》，推荐周振甫先生写时，周先生犹有余悸，不敢再接任务写下去。

但周先生没有减损对钱先生的眷眷之心。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钱先生切除一肾，消化系统严重受损，经常住院。周先生对病中的钱先生很是挂念，和我写信时也谈到这一情况。

海发同志：

……

钱默存先生去年春节，振去看他，他铁门上有一纸，写来客请留名。振意钱先生有病，故即签名后回去。后接钱先生从北京医院来信，知钱先生卧病在院，信中劝振不要去看他。北京医院不接待不知病房的探病者，振无法去。后闻人言，钱先生住无菌房，动手术后回家。钱先生自家中来信，医嘱不能见客，故迟迟未去探望。后又闻钱先生患气喘，最近亦不知如何。只能祝他早日康复。即请大安

振甫　上1993年12月31日

周先生不仅挂怀钱先生，还眷念其家人，1996年7月16日给我的信写道：“钱先生的病还没有转好的消息。钱瑗乃患骨里有疏松症，听说很难治，不知怎样?　杨先生很辛苦。钱先生仍在医院，不能吃东西，做成流质，从鼻子中灌入。钱瑗在英国留学，深通英文。他的病不知何时能治好。”读周先生信，想起钱先生答周先生诗所说的“臭味同岑真石友”，诚然哉?　诚然也。

三

周先生是原上海开明书店资深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他入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

他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多年，留下的口碑之一，是奉献自己的书稿给出版社，不拿稿费，只保留署名权。五十年代末的某一天，他携了一大纸包走进社长办公室，领导以为他是来商量来稿事情的，像往常一样热情接待他。打开纸包看到的是周先生所著的抄写工整的书稿。按出版社规矩，本社人的著作不能在本社出版。领导似欲劝说时，周先生说，这部书稿题作“诗词例话”，献给社里，我不收稿费，分文不收，恭请社里收下为感。《诗词例话》　是为中等文化程度的年轻人写的，提高中不忘通俗，专业中不忘普及，很能提升年轻人古诗词的鉴赏能力。出版后很受欢迎，我保存的一册，版权页上可见累计印数已达481000册。这个数字在今天出版界绝对是大畅销书了，况且我保存的是1980年1月版，三十余年过去，不知又加印了多少万册。周先生忆起此事时说，我写书稿送给出版社，是因为当年社里财务不宽裕。

周先生从事编辑文字工作，长期大量看稿，视力难免大受影响。1991年4月，在苏州吴中宾馆参加叶圣陶研究会组织的研讨会上见到周先生，他告诉我有白内障。领导关心他，动员他手术治疗，他一拖再拖。他的字愈写愈细，笔画抱成一团，比蝇头还小。他拖，主要怕花中华书局的钱。他说中华很穷，没有钱。拖不下去了，还是到北京同仁医院手术，摘掉了白内障，视力好许多。他于1998年8月17日给我一信，谈到自己做的白内障手术：“……我的白内障，都到同仁医院去治，已治好了，花了不少钱，都由中华书局出的，真不好意思。”手术后他不顾视力的脆弱，又扛起了一个大工程———《诗经译注》。为了报答中华，周先生后来把　《诗经译注》　奉赠中华书局，不收分文稿酬。医药公费实报实销，是正常不过的事情，周先生这样做，也许在一般人看来，会觉得太傻了吧?

周先生其实手头并不宽裕，写稿时拿到稿费也是很高兴的。我记得他写过一篇回忆钱锺书先生的长文章，是应上海一家大报之约写的，5000字左右。他偶得稿酬2500元，高出当时稿酬标准三四倍，是由上海一家银行寄出的，没有署寄款人名字。他写信告诉我，字里行间的高兴劲儿，好似孩童收获了大把的糖果。不过我注意到，这篇回忆钱先生文字后来不见刊出，不知何故，或许他的字太小不易辨认乎。

四

我从高师中文系毕业后，一直担任语文教师。为给学生提供写作题材，我曾编著了一部介绍名贤人生花瓣的书，请沪上有“补白大王”之称的郑逸梅先生，题写了书名“文苑落英”，在一家高校出版社出版，时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将新书寄请周先生赐教，收到了他写的一封长信，摘录如下：

承您送给我大著　《文苑落英》，很感谢。这本印了5000册，很不简单。一翻阅，觉得您搜集了这许多逸事珍闻，真不容易，读来很有兴趣。不过您把“落英”说成“餐秋菊之落英”，不妥。因为菊花不落花瓣的，说餐“落英”，为指“落成”之“落”，即始开的花瓣;所以还以陶渊明的“落英缤纷”为好，您的书正是“落英缤纷”。您的书有的引而不发，有的引而发。引而发很好。如说到丁聪到女校上课时怎样，这是引。下面说丁聪至今怎样，这个“至今”是发，一发更好。又如写到刘海粟向余任天要画，余拒绝，这是引。但是余是什么人，他的画是国画还是油画?　刘为什么求他的画，读者都不知道，您都不讲，引而不发使人看了不够满意，最好引而发，一发还可以写许多，对读者更有帮助。再如您说钱先生把　《管锥编》　稿子交给我看，这是引。引而不发，还有许多话都没了。其实钱先生叮嘱我要提意见。我提了一些意见。钱先生对我提的意见，认为可采的，即写在稿子内。这样的作者是很难见到的，这些都没有，可见不发很有损失。

周先生的评论十分中肯，使我深受教益，也给了我很大信心。

周先生晚年终于攀登上了学术的高地。他的　《文心雕龙译注》，他的　《中国文章学史》，他的　《中国修辞学史》，我认为都是传世之作。这里再说说　《中国修辞学史》　之于我的因缘。《中国修辞学史》　尚在写作中，他就写信告诉了我。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他写信告诉我不要去买，他会寄我的。他又告诉我写作缘起，说因为给语言学家张志公主编的　《语法修辞》　写了一篇　《中国修辞学简史》，引起商务的一位女编辑的注意，来约他写　《中国修辞学史》。45万字的巨著，成书之时，周先生已过耄耋之年了。1992年我收到周先生的赠本之后，认真读过，深为钦佩。后来写了篇书评，发表在《人民日报》　上。

周先生写完　《诗经译注》　后，不慎跌了一跤，伤了腿骨。我很想去看望他。一次周先生来信，要我在无锡市场上买张小床，单人的。我为他物色到了。他又指示我床要轻的，木质的，还要折叠式的。可是没找到折叠式的木床，我为没完成周先生的嘱托而遗憾。过不久，1997年11月我到北京拜访，踏上工体路幸福一村一号楼，见到了常在念中的周先生。他正在写东西，从对窗的书桌旁见我，就说：“海发，您来啦，好。”我见他颤巍巍地转过身，第一个念头是，周先生，您太辛苦了。我们在他床旁说话，从上午说到傍晚。其间他还翻阅了我的一部关于《槐聚诗存》　的注释稿，提了意见。夕阳西下时，我要告别了，他依依不舍，眼中噙着泪珠，手抖抖的，指指门背后一张小铁床，要我住下。他说床虽然有点坏了，还能用，旅馆住宿费是很贵的。

回想起苏州吴中宾馆开会时，我向周先生索句留念。他在　《叶圣陶诗词选注》　上题了一首旧作：

西征万里气如虹，未扫胡尘肯复东。到处迎逢争欲识，几方罗致竞先容。文章已擅千秋业，桃李今开一帐风。天遣杜陵诗笔健，饱经离乱入川中。题寄叶老乐山　海发同志指正　周振甫呈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苏州告危。9月21日叶圣陶先生率全家老少八口，坐船，离开苏州青石弄5号旧居，往西南后方避寇。后应陈通伯　(源)　之邀，奔四川乐山，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

周先生后来在信上说：“《寄叶老乐山》一首，是在抗战中写的。当时叶老在乐山，我在上海开明书店，哪一年写的记不清了。当时武汉大学迁四川，聘叶老当教授，所以说‘桃李今开一帐风’。一帐用绛帐授徒的典故。”诗中满是对叶老的敬重怀念之情。周先生毕生以弘扬国学为己任，不论编辑与撰述，都收获了丰硕成果，这与叶圣老当年的勖勉应是离不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