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湛恩在沪江大学校舍前留影

俞可

国务院8月24日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文教界名流与基督教领袖，唯有沪江大学首位华人校长刘湛恩。

1938年4月7日，一位中华好男儿“竟为国而牺牲了！……至死不受伪命，这种可敬的精神，伟大的人格，实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好男儿，值得我们最高的崇敬。”刘湛恩殉国次日，邹韬奋挥泪写道。淞沪抗战期间，沪江大学与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和之江大学组成上海基督教联合大学，坚持以教学御侮，时有“上海抗大”之称。刘湛恩主持联大校政，还被推举为上海教育界救亡协会主席和中国基督教难民救济会主席，并把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讲习所设在校内，畅谈国难教育。对伪政权教育部部长之诱，他弃若敝屣；对日寇淫威甚而灭口恫吓，他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刘博士的死，惊震了整个‘孤岛’上的人们。的确，他不仅是教育界的损失，而且是中国的一个损失。但是他死的仅是他的一个躯壳，他的精神还是永留人间。不愿做奴隶、具有灵魂的人们，你们见了不必骇怕，你们身后还有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民，你们还得坚定你们的意志，站定你们的脚跟，光明即将来临，灿烂的阳光将普照着大地。”1938年4月8日的《文汇报》以整版篇幅如是报道。

《文汇报》称刘湛恩为“刘博士”而非“刘校长”，极富去行政化而重学术化意蕴。刘湛恩为留美博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中华百年留学史上，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这所私立常青藤大学熠熠生辉。陶行知、郭秉文、陈鹤琴、蒋梦麟、胡适、马寅初、冯友兰、任鸿隽、冯友兰、吴文藻、徐志摩、潘光旦、潘序伦、朱经农、刘湛恩、欧元怀、陈裕光、杨荫榆、俞庆棠、陈焕章、严鹤龄、侯德榜以及孙科、宋子文等，星辰璀璨。仅1887年创建的该校教育学院便在20世纪上半叶培养一千余名中国留学生，其中获取博士学位者多达45名。

虽留学归国曾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1938年9月17日，胡适却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驻美大使，“二十一年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胡适深感不抵抗只能导致“敌氛日深，受逼日甚”，便毅然以国民政府非正式外交使节身份赴美，为期51天，行程10600英里，演讲56场。为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抗日的支持，胡适向罗斯福总统打出哥大校友牌，王世杰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此次外交胜利力促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一如既往推行抗战外交。仅1942年3月至5月期间，胡适穿越北美一万六千余英里，演说百余次，为筑起一道世界抗日长城竭尽全力。

与胡适的仕途观截然不同，1912年获哥大法学博士的顾维钧则驰骋政坛70多载，官运风生水起。作为出席1919年巴黎和会中国五人代表之一，顾维钧第一次对列强抛出“不”字，斩钉截铁，大义凛然，随后，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就山东问题舌战日方36次，威震国际政界。抗战期间，顾维钧1943年逼使英国废除在华治外法权，1944年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起草《联合国宪章》，1945年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以确立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丰功伟绩。1920年，时任驻英公使的顾维钧收悉函件一封，严修恳请顾维钧关照赴欧留学的南开学子周恩来。

南开大学由张伯苓创办，其构想得益于张伯苓的哥大访学。该校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寇化为焦土的高等学府，也是日寇公然宣布要彻底消灭的中国教育机构。劫难当日下午，张伯苓对媒体慷慨陈词：“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南开被毁掠尚不足一个月，张伯苓爱子张锡祜奉命驾机开赴前线时遇难，年仅26岁。听闻噩耗，张伯苓慨然道出：“吾早以此子许国，今日之事，自在意中，求仁得仁，复何恸为！”能让张伯苓欣慰的是，被立案的平津汉奸之中，无战前南开毕业生。1946年6月，哥大授予这位昔日访问学者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在哥大，张伯苓继陶行知当选中国教育研究会第三任会长。成立于1915年的该会开中国教育研究社团之先河。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把教育研究写在中国大地上，以办学来唤起国人争当“中华民国之史可法”。1932年，他在上海宝山创建山海工学团，“小先生”奋起宣传抗战。“山海”之名取自汉人失守的山海关。由陶行知领导的国难教育社1936年提出《国难教育方案》，以“显露并廓清‘奴化教育’和买办教育的理论”。同年，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陶行知借出席第七届世界新教育会议之便，向国际社会宣传抗日，奔走于四大洲28国，行程18000公里。1939年，在重庆郊外年久失修的古圣寺内，怀着“要为整个民族利益造就人才”的雄心，陶行知为抗战烈士遗孤和保育机构难童创设育才学校。有人劝陶行知放弃办学，“何必背着石头过河”，陶行知答道：“我背的不是石头，是爱人”。

陶行知1931年10月与上海文教贤达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共283人，刘湛恩赫然在列。就在刘湛恩殉国当年1月1日，哥大1922年毕业生杨荫榆被日军杀害于家门口。这位前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是近现代中国第一位女性大学校长。她利用留日优势频频闯入日军司令部抗议暴行血债，并严拒出任伪职，日寇如芒在背，遂起杀意。忆及这位“皮肤黑黝黝的，双眼皮，眼睛炯炯有神，笑时两嘴角各有个细酒窝”的三姑母（《回忆我的姑母》），杨绛至今仍感慨系之——赴美留学“那天也许是我三姑母生平最得意、最可骄傲的一天”。

国难当头，哥大中国学人以各自独有方式抗战，甚而不惜“我以我血荐轩辕”，与杜威思想的影响有关。约翰·杜威，被蔡元培誉为“西方的孔子”，把哥大打造成为全球进步主义教育圣地，让无数中国学子程门立雪。“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杜威1919年4月30日来华讲学，历时两年又两个月，走遍半个中国，演讲二百余场次。返程之际，胡适撰写的《杜威先生在中国》对这位恩师的中国之行如是评价并断言：“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其实，哥大中国学人大都并非直接受业于这位“世界思想领袖，教育先导”（《申报》1919年4月28日），却终身以杜威门徒自视。

杜威曾言：“如果我们讨论什么‘抽象的’国家和个人，而不是讨论这个或那个政治组织及这个或那个贫困受苦的人，则其意旨不过是将普遍概念的魅力和声威及其意义和价值凌驾于具体情景之上，因而就掩盖了具体情景的不足，也就隐去了认真改革的需要。”犹如杜威希冀把哲学由“哲学家的问题”蜕变为“一般人的问题”，哥大中国学人力图把西学由“书生的问题”演变为“战士的问题”——陶行知、刘湛恩等视课堂为战场，胡适、顾维钧等持外交作武器，“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这群哥大中国学人，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历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危而意志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