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8日晚上，线上拍卖及购物网站eBay上出现了一份不寻常的拍品——二战期间曾挽救了上千名犹太人的“辛德勒名单”原件一份，起拍价300万美元，拍卖时间持续10日。7月28日，由于无人应价，这件拍品流拍。

　　据说辛德勒名单原有7份，保存下来的有4份，其中两份保存在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一份保存在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在eBay上拍卖的则是私人收藏的一份名单，上面有811人的名字，是辛德勒的会计伊扎克·斯泰恩1945年4月8日打出来的原始名单，收藏者从斯泰恩的侄子手中获得。

　　谁在讲他的故事

　　1982年，澳大利亚作家汤姆士·肯尼利出版了一部小说《辛德勒的方舟》，故事原型是二战期间的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他并没有见过辛德勒，只是13年前在洛杉矶遇到了被辛德勒救出的犹太人中的一员，从那位幸存者的故事中，他找到了一种用小说手法来重构真实故事的叙述方式。这部小说后来被好莱坞导演斯皮尔伯格看到，于是他滋生了拍电影的念头。

　　在肯尼利之前，加拿大一位新闻记者赫伯特·斯坦霍斯就报道过辛德勒的事迹，但那篇报道尘封了40多年，直到电影《辛德勒名单》热映后才重见天日。斯坦霍斯是路透社驻巴黎记者，1949年成为加拿大广播公司巴黎分社的社长。在此之前几个月，在德国慕尼黑，他被辛德勒营救的一些犹太人幸存者——即“辛德勒犹太人”讲述的故事迷住了。不过作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官员，对于这个“德国好人”故事他有所质疑，于是开始独立寻求真相。通过两位波兰犹太人的引荐，他见到了辛德勒。这些犹太人希望通过宣传报道辛德勒在战争期间的壮举，可以让他们的救护者得到安全庇护，因为当时的辛德勒被认为是“前纳粹”，根本没有机会移民出国。

　　斯坦霍斯回忆说：“我被辛德勒迷住了，就和其他人一样。我们的妻子也一拍即合。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他一边说，我一边记录。”斯坦霍斯被这个看似不着边际的故事迷住了，他从幸存者的回忆以及未公开的文件中，找到了越来越多的佐证。他与辛德勒的秘书、也是信息主要提供者斯泰恩会面6次，4次采访辛德勒，并从辛德勒已过世的密友阿尔·泰勒家里获得图片，很快就撰写了一篇独家报道，发往接受他作品代理的纽约一家杂志社。不过他的报道被拒绝刊载。后来72岁的斯坦霍斯回忆说，杂志社对这个“德国好人”的故事有着和他当初一样的顾虑，读者对大屠杀越来越厌倦，而且杂志要宣传正面乐观的50年代，不能回过头去关注那悲惨的40年代。最终，斯坦霍斯的奥斯卡·辛德勒的故事被淹没在了他的文件资料堆中将近半个世纪，直到1994年才在《星期六晚报》上删减篇幅刊登。

　　斯坦霍斯的报道非常有史料价值，他是在二战结束4年后获取到的第一手资料，并且采访到了辛德勒本人，他所掌握的细节和轶事比肯尼利和斯皮尔伯格等人要更为丰富和详细，比如斯泰恩与辛德勒的交往，辛德勒为保护犹太工人所做的努力，辛德勒与纳粹党卫军如何周旋等。

　　战后的落魄生活

　　电影《辛德勒名单》可以看作是辛德勒前半生的传记，影片在他人生最巅峰的时刻戛然而止。这个风流成性、投机倒把的德国商人，曾做过纳粹间谍，大发战争横财，却在关键时刻挽救了上千名犹太人的生命，是个性格有所缺陷的英雄。战争结束，他的人生会发生怎样的转折?电影没有告诉我们。

　　当苏联占领德国柏林的消息传来，得知犹太人的性命无忧后，辛德勒和妻子埃米莉以及几个关系亲密的犹太人朋友，悄悄离开了工厂，几个月后出现在奥地利的美国占领区。而那些被辛德勒营救出来的犹太人，后来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的投奔在美国的亲戚，有的则通过合法或非法途径去了法国、以色列和南美洲，其中大部分人是回到了波兰，不过后来又逃了出来，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设在德国的难民营里过着流离失所的生活。他们与辛德勒逐渐失去了联系。在接受斯坦霍斯的采访时，辛德勒的生活已经非常落魄。辛德勒的家乡在现捷克境内的苏台德地区，历史上这里先是属于奥匈帝国版图，一战后划归捷克斯洛伐克，二战爆发前夕，英法德意四国签订协议将苏台德地区移交德国，二战后又归还捷克斯洛伐克。他在捷克斯洛伐克显然没有未来，就来到德国定居，先在雷根斯堡，后又搬到了慕尼黑。为了贿赂纳粹高官以及在黑市购买食物供应犹太工人，辛德勒在战争期间聚敛起来的巨额财富早已散尽。同时，当地残留的纳粹分子认为他是叛徒，一直叫嚣要干掉他。虽然辛德勒有收到来自美国的犹太人给他寄来的生活物品，但自尊心迫使他不愿接受更多的帮助。后来在一个波兰犹太人福利组织的关注下，辛德勒得到了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JDC)给予的一笔资助，于1949年和妻子埃米莉前往阿根廷。

　　在阿根廷，辛德勒夫妇的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夫妇俩经营一家农场，不久破产。据说辛德勒依旧风流成性，与情人来往频繁，令埃米莉极为失望，感情破裂。1957年，辛德勒抛下妻子独自回国，再也没有回过阿根廷。他后来经营了一家水泥厂，以破产告终。1961年，生活潦倒的辛德勒接到了一份意外的邀请，前往以色列访问。在那里，他得到了如英雄般的欢迎和招待，之后每年他都会接到邀请前往以色列。1962年，辛德勒被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评选为拯救犹太人的正义人士，并在纪念馆的正义之路上种下了一棵纪念树，这是辛德勒获得的最高荣誉。虽然辛德勒在以色列得到了非常隆重的款待，但在德国他的生活一贫如洗，且酗酒成瘾。1968年他从联邦德国政府那里领取到养老金，1971年住进了朋友位于希德斯海姆的公寓内，1974年10月9日因心脏病去世，结束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在医院去世时，他连支付住院费的钱都没有，最后是由希德斯海姆市的社会福利机构支付的。辛德勒在生前留下遗愿，希望能安葬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最后他被安葬在了天主教方济会在锡安山的墓地，墓碑上刻着希伯来文“正义人士”，墓碑下方有一句德文，意为“他拯救了1200名犹太人”。这里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

　　1999年，曾收留了辛德勒的德国夫妇在他们位于希德斯海姆的公寓阁楼发现了一个手提箱，那是辛德勒留下来的，里面的照片和文件超过7000份，其中包括著名的“辛德勒名单”一份他在1945年战争结束前对犹太人的告别演说，还有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与别人的通信。这对夫妇将这些文书卖给了德国颇有影响力的《斯图加特日报》，该报对文书进行整理后又转手卖给了以色列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这一事件打乱了埃米莉·辛德勒的平静生活，此时她已经90多岁了，无儿无女，在阿根廷靠政府补贴生活。埃米莉向德国斯图加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归还辛德勒箱子和里面的珍贵文书，因为她与辛德勒并未离婚，是辛德勒唯一活着的亲属和继承人。2000年11月，埃米莉虽然在诉讼中获胜，但这些文书已经在被运往以色列途中。次年9月，埃米莉前往德国，中途病逝。而属于辛德勒的手提箱最后还是保留在以色列的纪念馆中。

　　辛德勒之争

　　在影片《辛德勒名单》的结尾，犹太人送给辛德勒的金戒指上镌刻着一句犹太箴言“救人一命，如同捍卫全世界”。辛德勒的壮举令世人动容，那些得到他庇护的1200名犹太人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辛德勒犹太人”。如今有将近8000名辛德勒犹太人的后裔生活在美国、欧洲以及以色列等地。

　　辛德勒赢得了犹太人最诚挚的敬意。穆雷·潘提瑞1949年移民美国，与朋友亚伯拉罕·朱克曼一起成立了一家建筑公司。为了铭记辛德勒的救命之恩，他们将新泽西州25条街道冠以“辛德勒”的名字，如“辛德勒路”、“辛德勒车道”等。当地规划局虽然质疑他们的命名方式，但得知原委后也没有反对。从1957年到1974年，两人每年都会向辛德勒寄去钱和飞机票，赞助他来美国旅行。他们还资助各地修建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并以“辛德勒”的名字在耶路撒冷设立了一个研究希伯来文化的助学金。

　　今年1月12日，受辛德勒庇护的最年轻的“辛德勒犹太人”莱昂·雷森在美国去世。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中，批评电影《辛德勒名单》过分强调辛德勒的风流和唯利是图。该片在上世纪90年代热映时，就引发了许多激烈争议。有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批判该影片过于美化辛德勒，将其塑造成为一个道德楷模和英雄，忽略了他此前的种种恶劣行径。2004年，美国大屠杀纪念馆教育委员会成员大卫·克罗教授，在其专著《奥斯卡·辛德勒：不为人知的生活、战时活动和名单背后的真相》中质疑辛德勒犹太人名单的真实性。

　　其实关于辛德勒的争议继续存在，人们很难弄清他为什么会为了拯救犹太人而牺牲自己的命运与未来。斯坦尼斯·多博罗沃斯基是二战时期波兰地下委员会的成员，他认为辛德勒的动机并不单纯。在斯皮尔伯格拍摄《辛德勒名单》10年前，制片人兼导演乔恩·布莱尔为英国泰晤士电视台制作了一期长达80分钟的纪录片，内容是关于辛德勒的生活的。“奥斯卡·辛德勒，这个身体强壮的人有着强大的内心和强大的关系网，从爱到被爱和被需要。但我总觉得我的片中有个遗憾，无法解释辛德勒的这种动机，斯皮尔伯格也有着和我相同的疑惑，这似乎是个不可能破解的谜团。”布莱尔曾如此说道。

　　也许，辛德勒向潘提瑞的倾诉可以窥知他内心的挣扎。潘提瑞回忆说：“有一次他(辛德勒)来我家，我将一瓶白兰地放在他的面前，他一口气把它喝完了，然后眼神闪烁——他不是喝醉了。他说：‘我是纳粹，我认为德国人做错了……当他们开始杀害无辜的人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因为他们是犹太人，于我而言他们和我一样，所以我决定做些什么来反抗，我尽自己的能力去挽救他们。’我想他说的是实话，他的做事方式就是这样。”

　　摘自《看世界》201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