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上周，争议中的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项目又有了两项新进展：“中国学”学科通过专家评审，进入公示阶段；第一批项目（夏令营）的国内学生名单出炉。本报曾于今年6月26日对“燕京学堂”项目相关争议进行过整版报道。之后的一个多月中，北大校方多次召开讨论会，并在争议焦点之一的选址问题上作出让步。

随着“燕京学堂”争议的延续，一些更为要害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8月6日，在北京的一场“大学文科建设”研讨会上，来自高校的数位人文学者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燕京学堂”与北大人事制度改革有何关系？大学行政化给学科建设带来怎样的影响？中国高校的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又该如何在追赶一流的国际化大潮中保持真正的“主体性”？

一叶知秋，从“燕京学堂”，或许能够窥探整个中国高校发展中的种种既存问题和隐忧。

“燕京学堂”不是一个简单的选址问题

毛亮

燕京学堂的可怕，不单在于行政方面的单向操作、学术常识的缺失，以及选址的不慎等等，令人担心的是，北大对文科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措施，后果如何。

燕京学堂不是一个简单的选址问题。王恩哥校长上任以后，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到北大要“国际化”。“国际化”是目前校方最看重的一个办学方向，燕京学堂是北大在“国际化”办学的大框架下做的项目——它的口号就是“国际化”和“主体性”。然而，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都做不到，尤其是关于“国际化”，如果仔细推敲学校的讲法，是没有任何实质性、学理层面的表述的。

现在只能找到北大校方关于“国际化”办学的三个具体措施：第一是增加外国留学生的数量；第二是刘伟副校长讲的，北大要多开英语课程——理由也站不住脚，说是要保证外国留学生来了北大以后有东西可学；第三是跟燕京学堂有联系的，北大在2014年1月1日以后已实行全新的人事聘用制度。老师们对“燕京学堂”敏感，就是因为今年上半年先知道了新的人事聘任制度，紧接着又遇到了燕京学堂。

人事制度改革有好几个让人困惑的问题。第一，这次人事改革完全跟燕京学堂的操作模式一样，所谓“顶层设计”，不和一线教师、也不和学科商量。一直到英语系今年5月引进师资，要进入学校的系统填申请表时，才发现计算机系统全改了。第二，个人觉得，这次人事改革就是告诉北大现有的老师，你们都是二流的；因为学校对新聘任的“国际化”轨道的教师，采用了一套完全不同的薪酬体系。第三，最“要命”的是学校大大强化了“国际化”评审的要求，这跟2003年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系里聘任教师，只能按照助理教授招聘；助理教授到第六年评副教授，评审要求至少有15个评审人，其中7个国内评审人，8个必须是海外评审人。

对于英美文学学科来讲，这样的“国际化”对学科是有一定颠覆性的。因为其实涉及到以后招什么样的老师，涉及到未来的学科发展方向，涉及到教学和课程的整体设置。而所谓“国际化”评审，对北大英语系而言，就是要求教师以后要全力发英文文章。如果新任教师再发中文文章，无论水平有多高，都不算有意义的学术成果了，将来在北大“存活”的可能性都没有。问题是，首先，对英文文章的具体要求，学校没有提出一个衡量的标准，来评判这篇文章究竟水平如何。结果是，得是英文文章，又发表在“国际刊物”上，你才有可能通过“国际化”评审，要不然连评审的可能性都没有。其次，这个措施会严重影响英美文学学科的学风和学术水平，会鼓励新的教师投机取巧。

例如，有两个老师，都是做英国作家狄更斯研究的。一位老师很认真地阅读了狄更斯的原典，研究了狄更斯在西方的批评传统。在课堂教学里，他可以带学生通过英文原文进入狄更斯的小说世界；在个人的研究中，他可以把狄更斯的作品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可以把西方狄更斯的批评传统和批评作品引入中国人自己的文学研究当中。这样的工作，无论对学生、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都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由于他的研究工作面对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即使他与国外的研究者有很多交流，他的精力想必也不会主要放在发表英文文章上面。

我们可以设想另一个研究狄更斯的学者，他可以不去细读原典，不去细致研究狄更斯在西方的批评史，他可以很取巧地来做狄更斯在中国的接受史，比如狄更斯在上海、在北京、在山东、在河南。这样的文章是很容易在西方刊物上发表的，因为这样的接受史研究可以让外国学术界的自我感觉非常好。他们不会特别在意你的研究是否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倒是会看重你的研究加强了他们的学术影响力。这样的所谓“接受史”研究有什么主体性可言？对中国的学术，对北大英文系的学生，有什么价值和意义？

现在校方在强力推动的“国际化”评审或者说文科学术的“英文文章化”，其后果令人忧心。燕京学堂的可怕，不单在于行政方面的单向操作、学术常识的缺失、以及选址的不慎等等，令人担心的是，北大对文科的发展到底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措施，后果如何。北大的文史哲学科都应该对这些问题有所思考、有所警惕。

其实，北大英语系可能是北大国际交流最多的系之一。并且北大英语系的课都是用英语讲，很多还是“小班课教学”，形式上完全符合北大“国际化”办学的方向。但我们对“国际化”评审和聘任非常反对，因为担心这样会破坏整个英美语言文学学科在北大的好传统。北大英语系许多前辈，像朱光潜先生，赵萝蕤先生，杨周翰先生，李赋宁先生等，包括国内其它学校英美文学研究的前辈，他们多年来将英美文学的经典作品译成中文，将英美文学的研究成果和批评传统系统地引入中国，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中国的文化发展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老先生们的英文都好得无可挑剔，但他们的成果绝大多数都是用明白晓畅、典雅准确的中文写成的，他们从来没想过要发表什么英文文章来“证明”自己的学术水平。对这些老先生而言，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自然是属于中文的学术思想传统，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担心的是，这样的学术传统会受到影响，甚至有中断的危险。因为北大新的“国际化”评审和聘任制度要求的，不只是上课的语言和形式；它影响的是学术怎么做的问题，研究选题、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学术写作语言，都得跟着国外学界的指挥棒走。后果其实很严重。（作者系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人文学科难办，问题出在大学行政化

高毅

这种有损人文精神的“行政化”，说到底还是西方世界早已广遭诟病的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泛滥、专制现象的一个结果。

感觉现在的大学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越来越难办了。这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难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一般认为问题出在大学的“行政化”。

据欧洲的同行说，这股风是从美国刮起来的，渐渐现代大学文化的发祥地欧洲也被裹挟而去。而我们国家由于一直强调要和世界“接轨”，自然也不能幸免。这种“行政化”的主要表现，就是各大学为争夺办学资源而实施越来越严密的量化管理，大学行政部门的作用由此日益凸显。结果教授们坐不住冷板凳了，要不停地应付学校对自己工作绩效的量化考核，还常常不得不为保住自己的名望、待遇乃至饭碗，违心地赶出一些粗制滥造的东西。本来他们都应该是一些不受世事纷扰、只凭良心教学生和只凭兴趣做学问的精神贵族，也只有这样的精神贵族才能教出真正的好学生，才能有真正伟大的文化创造。可是这些常识早被许多大学管理者抛到脑后去了。当然他们好像也是没办法，如今竞争太激烈，不随俗就只能完蛋。这种有损人文精神的“行政化”，说到底还是西方世界早已广遭诟病的工具理性或科学理性泛滥、专制现象的一个结果。尽管会牺牲一些人文价值、人文趣味、人文情感之类的东西，但大学管理起来不仅简单容易多了，而且还能速见“成效”——比如提高排名，比如拉来巨额赞助，多科学、多合理、多成功啊，何乐不为？

有人说，西方大学的“行政化”之风，刮到中国后就变了味，变成“官僚化”了。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有“官本位”的政治文化传统，管理者的长官意志更突出一些。不过，作为“行政化”主要根源的工具理性的片面扩张，在这里依然存在。中国的大学管理者主要还是在依据科学理性，积极努力地为自己的学校争资源，只是由于长官意志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会表现得比较专断一些。尤其当他们认定这是在做好事、何错之有的时候。当然，这就可能造成更大的麻烦，包括引起师生们的强烈反弹，因为“行政化”和“官僚化”的结合，使人文学科一段时间以来所面临的那种多少还有些抽象的威胁，似乎突然间具象化了。

“燕京学堂”项目之所以会引出一场风波，恐怕原因就在这里。这个项目的主旨，也许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为北大人文学科争资源，数目可能还相当可观。可偏偏人文学科的许多老师就是不领情。是他们犯傻吗？当然不是。究竟为什么，其实不难理解。北大是中国人文精神最强的大学。北大的人文精神又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沃土，这正是北大最受世人敬重的特色。具体承载着这种人文精神的北大人文学科，因为其求真务实、博大精深，自然也是北大特有的光荣。所以老师们才会固执地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开玩笑。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

大学改革，更要警惕企业化

李零

北大的事很多，不一定事无巨细，什么都拿出来讨论，上上下下，反复讨论，但大事不一样。什么是大事？比如怎么办大学、怎么办文科就是大事。

这次的燕京学堂事件，问题主要出在行政化、官僚化，一切由管理层说了算，没有广大师生的民主参与。这话当然有道理，但问题不光出在决策程序。北大的事很多，不一定事无巨细，什么都拿出来讨论，上上下下，反复讨论，但大事不一样。什么是大事？比如怎么办大学、怎么办文科就是大事。

现在，燕京学堂引热议，大家自然而然会想起2003年的北大改革，其鲁莽灭裂足为今之改革者戒。关于这场改革，社会上下，骂声一片，但查建英写了一本《弄潮儿》，评价相反。她是用英文写作，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改革家”，现在有香港中文本。她所谓的“弄潮儿”，从“国家的敌人”到“中国好大亨”，有一组群像。其中有一章就是讲2003年的北大改革，题目叫《北大，北大》。那次改革也是以“国际化”为大旗，但满脑子全是裁人下岗，下手太狠也太蠢，直接拿人事制度开刀，基本上是按经管思维、光华模式改造北大，跟社会上的老板并没有两样。

2003年的北大改革，从表面看，好像是“流产”了。但今天的燕京学堂，在骨子里还是这一套。十年一轮，它又转回来了。当然，今天的燕京学堂也有它的一套新设计，说一样也不一样。第一，它的“国际化”，主要以引进洋教授和洋学生来体现，英语教学是以这一名义推出，人家不会汉语，咱们得就着他们（汉语不行，应该先读预科，全世界如此）。第二，它是把人事改革藏在外面，藏在后面，而不是搁在前台。第三，它是以局部带全局，拿燕京学堂当北大改革的样板戏和实验田。现在，学校已经从原来的方案有所退让，有所修正，但还退得很不够。这个方案是个大杂烩，洋与土，古与今，国际化和中国特色，人文学术和出谋划策，教学和科研，全都搁在一块儿，头绪纷繁，什么都想要，什么都搞不好。薄皮大馅，一煮就破。

为学校计，我以为最好的退路是：第一，放弃为洋人办洋学堂的校中校，放弃死乞白赖、一厢情愿的传教思路，而是以自主办校为主，由我们自己根据自己的办学需要有选择地进行国际交流。一句话，以我为主。第二，把中国现实问题的研究（如国情研究、战略研究）切割出去，不要跟人文四系绑在一块儿。全世界都没有这种乱掺乎。第三，把静园划归人文四系（考古、历史、中文、哲学四系），在静园搭建人文四系跨学科交流的科研平台。第四，把相关的课程设置下放各系，由各系操办。当然，这事操办起来，也有难处。难在什么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大张旗鼓做宣传，这个大弯怎么转过来，总得跟上峰有个交待；二是钱从私人筹来，跟赞助者也要有所交待。

北大学清华，不止苏世民书院。人事制度也如此。清华搞人事分流，把雇员分四类，北大也如此。北大进人，老人老办法，听其自生自灭；新人新办法，tenuretrack，15份材料，由海外大学评职称，三年一评，不升即走。它跟燕京学堂是配套设计。这不仅对以中学为主的文科四系是很大破坏，就连对以西学为主的其他各系也是很大破坏。这是一种全面破坏，比燕京学堂危害更大。

大家呼吁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想提醒一下，中国的大学改革，还有一个方面，是追求商业化和企业化。中国的改革，从来都是两方面，光讲一个方面，太片面。另外，我还想提个醒，中国大学的管理模式，跟世界一流大学的管理模式正在趋同，并不是一白一黑。两边的校长都是负责敛钱、研究教育市场，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今天，大家谈国际化，恐怕要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谈。实际上，国际化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自从中国有大学，一直就有，长达100多年。中国的大学，上世纪50年代，学苏联，没错。但我不同意说，中国的大学体制完全是学苏联。实际上，50年代以前，50年代以后，都有国际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任何体制都是新旧杂陈。中国和外国的区别并不在于公立私立，他们谁都扛不住商业化和企业化的大潮。

1993年，我在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待过半年。这个博物馆是美国的国立博物馆，归史密森学会管，史密森学会又归联邦政府管，名义上的领导是美国副总统。他们的职工跟我们有相似处，上班来得晚，下班走得早，效率也不太高。大家可能都还记得，因为缺钱，这批博物馆曾一度关门。后来，就连这样的部门都改革了，交企业家管理。我再去看，整个景观都变了，变成格子间。其实，无论美国也好，还是中国也好，都既有官僚化，也有企业化，一个巴掌拍不响，谁离开谁都办不成事。比如刚才说的事，你把学校管理层当官员，说他们不民主，这么大的事，怎么都不跟大家商量一下，太不像话。但如果人家以老板自居呢（教授改叫老板，美国早就如此），道理就变了。企业都是老板说了算，他们跟你商量什么。

我想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北大传统，无论左右，无论土洋，都能容得下，各种想法都可以拿出来讨论。七嘴八舌，还是有共同目标。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希望北大越办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坏。我没说错吧。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