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主席多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世界：

“在全球性危机的惊涛骇浪里，各国不是乘坐在190多条小船上，而是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

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更多的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和现代经济部门，人均期望寿命大幅度提高，市场经济也越来越成熟。中国在强调加快构建内循环的同时，在战略上更突出如何让巨大国内市场为全球经济作出更大贡献这一议题。作为大国，中国经济的持续崛起将为世界注入新的活力，也将为经济发展的理论带来深刻变革。

中国经济如何走好下一程？记者就此专访复旦大学文科一级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

以由本土企业构成的供应链为基础转向“双循环”，推动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

文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如何正确认识“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张军：有一种说法认为，大国经济的优势就是内部可循环，形成国内大循环就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国内巨大的市场。这个说法不准确，重要的不是国内市场规模，而是国内市场能否真正“循环”起来。

文汇报：因此，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既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支撑，也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在要求。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张军：是的。个人认为，我们从供应链的角度去理解，国内大循环表明我们拥有了进口替代的能力，但不等于我们需要自循环。其核心要义是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真正实现高度的开放性、安全性、流动性，让全球最具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市场“循环”起来，唯如此，14亿多人口的国内市场才得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国内力量。

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决定在东部沿海地区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扩大加工出口，抓住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机遇。国际大循环便是对当时流行的市场和原材料“两头在外”的加工出口战略的形象概括。我们利用发达国家技术转移的机会，通过扩大加工出口来推进经济发展。从“来料加工”到“进料加工”，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我们引进发达国家的资本、设备和技术，不断消化吸收先进的生产技术，在干中学，一步步成长为在制造业上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世界工厂”。

加入WTO之后，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企业的管理能力、技术开发应用能力不断提升，现在可以生产并出口大量技术复杂的高科技产品。哈佛大学发展实验室编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显示，中国的出口品中的技术复杂度已经从40位开外进入到了17位，美国是第10位，差距在快速缩小。

如今，中国经济开始由过去出口带动经济发展的模式逐步转向进口替代的模式。在制造业的大多数领域，我们都可以依靠自己生产的资本品、中间品替代进口品。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从依靠与先行者合资，到今天自己造车，本土品牌小汽车国内月销量早已超越日本、韩国、欧美品牌。

于是，中国的经济故事便成了利用发后优势、通过引进先行者的技术和发展加工贸易来实现快速经济追赶的典型案例。

文汇报：在追赶阶段，中国经济基于国家力量参与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充分分享了全球化红利，但如何在后追赶阶段保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率？

张军：让我们回到“双循环”上。事实上，中国通过国际大循环，通过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积累了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技术开发能力，一批优秀的本土公司快速崛起，成就了完备而高效的供应链体系。很多进口替代的产品形成了自己的品牌，同样驰骋在国际市场上。比如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宁德时代生产的电池、中国出口产品中作为最大品类的机电产品，在具备了进口替代的能力之后，兼顾大规模的出口，这依然是外向型的。

而且，立足中国发达而高效的供应链，大量以海外客户为目标的创业公司也诞生了。有些遗憾的是，在中国，人们很少注意到，国内有很多“隐形冠军”或独角兽公司在服务海外市场。事实上，这些公司在欧美市场的影响力远胜它们在中国的影响力。

进入新发展阶段，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家精神、鼓励技术创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释放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以由本土企业构成的供应链为基础，转向“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信“双循环”必将推动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

“底层逻辑未变，但时代已变”。大国经济韧性强，时与势在我们一边

文汇报：在《大国经济：中国如何走好下一程》中，您提到“底层逻辑未变，但时代已变”。对中国经济未来趋势您怎么看？

张军：“时代已变”，实质上就是我们国内形成了高水平的供应链和生产链。我们从过去相当程度上依赖进口的技术、进口的设备、进口的资本，到现在进口替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以出口品的技术复杂度来衡量，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中国的生产率水平正在持续走向更高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近年来，西方主要国家民粹主义盛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大冲击，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突显。

“底层逻辑未变”，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长的逻辑其实没有变。大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实现连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中国市场的开放与竞争。中国本土公司扎根在中国经济的底层，并在残酷竞争中自下而上成长起来，千锤百炼赋予了企业非常的生存能力。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可能一下子在技术领域占领所有的制高点，但是时与势在中国一边，我相信在很多领域当中我们是可以有突破的。比如以宁德时代为代表的进口替代领域涌现出来的大量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虽然他们只集中在比较单一产品的制造，但其研发能力非常强，在技术开发、专利申请数量方面都表现得非常突出。电池不大，但是做到全球份额第一，市场就大了。

所谓经济韧性，是指一个经济体有效应对外部干扰、抵御风险冲击，实现经济自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集中体现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基本面。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遭遇偶然事件的冲击，可能出现短期的波动，但决定长期发展的是经济基本面，在于经济的韧性。

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发展的良好态势不会改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条件不会改变，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中国在强调加快构建国内大循环的同时，也需要在战略上更突出如何让这一巨大国内市场为全球经济做出更大贡献这一议题。在有关贸易、投资和发展的政策上，中国需要将自己的角色从一个单纯的生产者转变成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组合。这么做并不会削弱中国的制造商地位，而是需要开放国内更大的要素市场。

文汇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中国如何在核心技术产业上拥有自己的地位？

张军：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诸多方面存在差距，其中以科技领域存在的差距最为显著。虽然这些年我们已经跑得很快了，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以小步快跑的方式推动技术进步率保持在平均每年3％—4％。而美国和那些主要靠自主研发推动技术进步的国家的平均技术进步率不过1％—1.5％。毕竟我们在很多领域离前沿还有距离，经过学习肯定可以跑得更快些。事实上，到了前沿之后，技术进步主要靠自主研发，因此技术进步会慢下来，经济增长也就慢了下来。

我们谈论大国经济，首先是“量”的维度。中国幅员辽阔，有14亿人口，市场大，应用场景丰富，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我们培养的工科学生的规模比美国要大得多。所以，在“量”的层面上，中国拥有一定的优势。

然而，论“水平”，无论是基础研究的能力、科技创新的能力，还是技术开发的能力，中国在许多方面确实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并面对的现状。这就意味着不管美国打压中国与否，在基础研究领域、科技创新领域、技术开发领域，我们必须要花大力气、稳扎稳打，且冒进不得，拔苗助长的教训不能忘记，不论这些教训来自我们自己的实践，还是发达国家的经验。

在经济学家看来，中国要在一些核心领域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并非不可能，而问题在于代价有多大。所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让市场来引导技术发展，技术开发与创新要更多地依赖企业，尤其是让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这样更靠谱、更安全，风险更低。因为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它会内生出进行技术开发的需求。

至于政府，完全可以为企业伸出援助之手，为企业的技术开发与创新活动创设更加优越的制度环境与条件，避免过多地、过细地对研发与创新活动的具体层面进行介入和干预。

但是有一点需要明确，研发与创新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短期可以见效的。如此坚持下去，我相信中国无论是在研发技术开发上面，还是在一些核心技术的突破上面是大有希望的。

看上海经济，应当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上海在长三角地区所发挥的辐射带动作用上

文汇报：当下，民营企业感受着来自各方的阵阵暖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给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如何鼓励民营企业提信心稳预期，大胆发展？

张军：中国的企业在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学习能力与庞大的市场规模的结合，确实塑造了中国底层的创业动力，中国拥有大量不为公众所知的成功的中小公司。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是在科技应用领域不断创新。规模超大并无限变换的应用场景，是这些底层创业者面临的极大诱惑。这也恰恰说明，民营企业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前景是有信心的。

在实体经济中，从效率和资产回报率来看，民营企业的整体表现优于国企，而金融机构却倾向于认为国有企业风险更小。这说明市场机制还没有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民企和国企在银行信贷评估、风险评估体系中的不对等，导致了效率更高的民营经济主体反而面临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在此我们也不妨换个思路，有时候“难”也不见得完全就是件坏事，面对“来之不易”，我们反而会更加珍惜，企业对于所获资源的利用就会更为有效。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中国民营企业特别能“打”。但注意力最终还是要回到解决问题上来，要从根本上解决不匹配的问题，需要金融资源的配置更加市场化，需要要素市场更加完善、更加公平，打破所有制的区分和界限。

另外，如前所述，早期中国民营企业多是在残酷竞争中，从中国经济的底层自下而上打拼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很多民营企业由乡镇集体企业民营化转制而来，或由长期亏损的中小型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演变而来。而当时改革迫在眉睫，转制或管理层收购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各种不规范与不完善。此外，早年制度法规不够健全，有些民营企业在拿地、建设园区、融资等过程中，打了一些“擦边球”或实施了所谓“变通”的操作。这些就给一些民营企业埋下了今天常常被诟病的“出身”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随着企业法规的不断发展完善，我们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对早年积累的、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的问题，需要做出了断，通过决议或法律确定下来，如此让民营企业轻装上阵，势必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文汇报：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但外界长期有个看法，认为上海缺少民营企业。您怎么看？

张军：我认为，上海不缺民营企业。但是，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人才结构有其独特性，高端人才相对集中，更利于金融、贸易、科技创新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另外，央企、跨国公司在这座城市云集，似乎“大”企业、“强”企业才可能在上海的经济矩阵中被识别出来，中小型民营企业难免就显得不够醒目。

随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稳步推进，在这里很多科创企业被孵化出来。然而，由于上海相对较高的经营成本，很多企业在被孵化或成熟以后，会选择把生产环节搬离上海，迁至长三角的其他地方，唯将营运总部或者管理中心留在上海、将“大脑”留在上海，这其中有地区总部、国内总部，也有全球总部。如此情况下，如果说过去上海的最小经济单位可能是企业或工厂，那么今天上海城市空间内部的最小经济单位已经转变为楼宇为主了，这表明未来上海经济增长动能主要在于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的总部经济。所以，脱离长三角，孤立地去判断上海民营企业的多与少是不科学的。

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其本质上是加强上海与其他地区（城市）在经济上的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在更大空间上的集聚。从城市经济形态上看，长三角地区显现中心-外围的特点。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长三角的龙头，上海正在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大都市。在这种情况下，把上海作为一个孤立分析的单位去讨论其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未来我们应改变过去传统的看法，切忌过于从上海本身出发看上海经济，而应当更多地把目光放在上海在长三角地区所发挥的辐射带动作用上，从长三角区域空间视角考察分析上海的实际经济流量，以及重新考察上海跟周边一体化地区的经济总量。从上海的经济功能来看，未来上海将更多地承担财富中心功能而非GDP中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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