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口词】热点问题的学术解读平台——文汇讲堂至今已举办了136期，汇聚了270余名各界精英和学界领军人物。2019年的“嘉宾新著先睹”，摘编学者、嘉宾从2018年7月至2019年年底出版的新著、序、主编说，展示学者们最新研究成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力量。栏目将从7月13日起至12月，每周2-3期。7-8月已刊发22篇，9月将刊发13篇。
今刊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文汇讲堂第106期嘉宾）的一本对话集《侠客岛对话郑永年》。该书聚焦中国当下社会现象、国民心态、外交政策、经济发展等多元视角，以对话串联观点，以问答激发思想。中美贸易摩擦暴露了什么问题？中国今天是否还需要“韬光养晦”？“国进民退”的争论是什么引发的？中产之焦虑可有破题之策？处于深水区的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切口在何方？“发展合法性”与“选举合法性”哪个重要？政策决策与政策研究是统一还是分开？读完本书，反观国情，您或许有许多全新的看法和体会。本篇摘编序言和第五章“中产之焦虑：中国会否迎来自己的‘进步时代’”。
《侠客岛对话郑永年》，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编，责编洪琼，人民出版社2019年6月，定价49.80元
【序言摘编】
一本小书，一番长谈：媒体、专家对话关注中国未来
这是一本小书，来自一场时间不短的对话。
对话者是常见的“媒体—专家”结构：一方是近年来活跃于互联网舆论场的新媒体品牌“侠客 岛”，另一方则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大家知道，刚刚过去的2018年，对中国来说，在国内国际范围内，两件大事可能具有长远的历史印记在对外关系的“最大变量”中美关系层面，是经贸摩擦；在国内，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人们可以“顾后—瞻前”，回望过去40多年的成就与挫折、经验与教训，结合当下的痛点与病灶，找出对策、凝聚共识，团结一致向前看。
这是此番侠客岛对话郑永年的问题意识。从北大毕业到留美读博，郑永年是改革开放后较早出国的一批；久居新加坡、长期观察与调研中国政治与国际形势的他，近年来也因为一系列明快晓畅又见解深刻的文章，在中国内外受到广泛关注。
这场对话从舆论场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常见热门话题以及“AI、未来社会到来”等前沿领域入手，其实最终都是围绕着一个话题：“中国向何处去?”
对媒体人、访谈者以及关心中国现实与未来的观察者来说，与郑永年对谈是一场愉快的求知之旅，也是一场双向激发提问与回答互相激发，不同年代人、不同学科视角互相激发，国内经验与海外观察互相激发。相对于一个人于书斋中条分缕析、提笔撰文，对话更灵活、更发散，甚至有时候天马行空、意在言外，但也生发出更多可能性。这也让我们越发明白，为何古今中外，历史哲人与经典著作中，许多来自口传与言谈。
这大概正是对话的迷人之处。编辑书稿、使之文从字顺、逻辑清晰之余，我们也尽量把这种相互激发的迷人感保留在对话之中。唯一的遗憾或许在于，整理好的文字，似乎无法体现出常居海外的郑永年依然保有的宁波口音。
【正文摘编】
中产之焦虑：中国会否迎来自己的“进步时代”
侠客岛—公子无忌：中产阶层是非常好的观察视角，也很有启发性。之前您在书里写过，中产阶层做大有助于社会稳定，而“做大中产阶层”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了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破解，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其实这几年我们也知道，在互联网上掌握真正话语权的大部分都是中等收入群体，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说社会心理就是“中产焦虑”。朋友圈里到处是这样的文章。上学学区房，补习班，家长焦虑；一场大病，父母养老，焦虑；要不要孩子，要不要二胎，焦虑。所有的焦虑总会在舆论热点中爆发出来。
谨防中产阶级跌入低收入群体，社会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郑永年：以前我写的中国改革“三步走”就是这个道理。经济改革就是发展经济，社会改革就是把中等收入群体保护住，使之有制度基础。西方保护中产阶层、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就是教育、医疗、住房。很早以前我就写过，在稳定的国家，房产、医疗等这几个带有公共服务性质的领域不应该成为暴富的领域，但中国显然造就了不少的富豪。所以我说的“社会改革”，就是要给中等收入群体营造社会制度基础。社会改革是非常重要的议题，这关系到长远。甚至可以说中国的前途取决于这里。这方面来不得骄傲自满。我1996年去的新加坡，1997年就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旁边的印尼，苏哈托政权垮台，这个国家没几天，就丢掉了过去30年的发展成就。一个国家的进步很难，倒退起来是非常容易的。可以说，无产阶层增长的速度不知道要比中产阶层增长容易多少倍。
城市化发展不是集中在北上广等大城市，但公共服务要普及
侠客岛—独孤九段：不过中国也很复杂，不同阶层有不同需求。比如为了蓝天白云，可以把北方大城市周边的工厂停掉，再推进“煤改气”“煤改电”等。但对于许多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不是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可能就在农村生活，烧烧散煤，这一冬天就低成本地过去了。照顾了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诉求，城市里没了雾霾天，但是农村老百姓可能生活成本一下就上去了，这怎么解决呢?
2018中国中产阶层社会地域分布，图表来源：2018中国新中产圈层白皮书
郑永年：可以看看一些国家的经验。这是多方的责任。
任何社会不可能没有穷人。但不能说你烧煤气，这些穷人还烧煤炉。这样的话在社会层面环境还是会有污染，大家的利益都会受损。西方一些国家还是通过税收调节，要对这些穷人施加帮助、补助，公共取暖、统一取暖应该纳入公民权利的范围。
中国的确太大、太分化了，公共服务不均等。我经常在农村调研，其实现在农村污染也很厉害。很多“农二代”从城市回到农村，要享受城市的生活水准，但是农村基础设施很差，没有厕所，没有洗澡设备，就自己做。经常看到一个村弄个小煤炉烧，制造出来的其实也是城市垃圾。几十年前，我们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可以说是基本“零污染”。这也不能怪农民，是因为没有基础制度的保障。
所以我一直在说要城市化，但不是现在的城市化方向。如果还是现在的方式方法，中国以后可能只会有一个城市或者两个中心城市，以北京或者以上海为中心就可以了。为什么老百姓都往北京、上海跑?因为优质资源都在这边嘛。人性规律决定了肯定要跑到这边来。所有的好学校、好医院、好幼儿园都在这边，谁不来?人心都是肉长的，都要往高处走。
所以我就说，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要走“新三线计划”。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的阶段，肯定要分散发展。欧洲也一样，从集中到分散。德国城市化率那么高，80%的居民还生活在2万人口以下的小镇。这也是城市化啊，不是超大城市才是现代、才是城市化。所以我们的城市化要转变思路，不要再走过分集中的路子。还要考虑区域差异。区域之间肯定有差异，上海跟甘肃肯定永远不一样。美国纽约跟内华达肯定也永远不一样。但是基本的公共服务要普及，这就是所谓的“权利”。法国也是中央集权，下面的区域发展也各有各的样子，但是基本的服务是均等的。
“个人的原子化”现象严重，学习资本家塑造“工人贵族”
侠客岛—公子无忌：也要注意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力量。作为年轻人，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受——比如现在刚大学毕业的学生，他进入就业市场、进入城市，跟30年前、20年前、10年前的年轻人都不一样。买不起房要租房，压力很大；出行、网购，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都会遇到新型问题”。根本性的问题是，“个人的原子化”现象比以前还要严重。您之前也说过，就是个人面对资本，面对权力，或者面对这种大的组织和集团，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所以每当舆论热点出来的时候，大家的情绪会呈现出一种的宣泄状态。
“个人的原子化”现象严重，中等收入群体容易滑落低收入状态
郑永年：因为没有保护能力，改变不了自己的处境。为了眼前利益什么都做，真的会产生很坏的结果。年轻人如果觉得社会流动趋于固化、生存困难，社会是会出问题的。为什么说西方的资本家很聪明?我们知道恩格斯比马克思多活了几年，恩格斯当时就批评工人阶级里的“贵族”。现在回看，这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成功之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要推翻资本；资本家很聪明，就去塑造“工人的贵族”。工人贵族是什么? 就是中产阶层，不是以前纯干苦力、被剥削的人。历史第一波中产阶层是资本家、商人，第二波主力就是产业工人。福特说，“我希望每个人有一辆车”——那个时代家里有车，就是中产阶层。这是他们最成功的地方。这一点我们应该学，干吗不学? 要把低收入群体提升成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让中等收入群体再滑落回低收入状态。
中国“进步时代”，寻“帕累托最优”企业家须承担更多责任
侠客岛—公子无忌：2013年左右，有一种讨论比较火热，就是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类比于100多年前美国的“进步时代”。“进步时代”的美国社会讨论的重要议题，跟今天的中国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美国反腐败、反垄断、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确走过了历史的道路，比如当年华尔街、美国的金融监管、城市建设体系也曾经非常腐败。没有一开始就存在的完全制度完美、高度文明。
郑永年：是这样，太阳底下并无新事。许多国家是这样走过来的，不同时期面对不同问题。当然美国每一任总统都有自己的政策，罗斯福的政策，里根的政策，特朗普的政策；但是一般性、普遍性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管理，有自己的规律。关于100年前美国的“进步时代”，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我们的确看到它的腐败、食品问题，但如果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就会发现，企业家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是很大的。产权方面，国有资本和私有资本都要明确产权保护，但其实资本也要转型。在社会改革的意义上，西方从原始资本积累阶段，到后来的福利国家，资本已经转型了许多。我们中国的企业家只是转型去研究怎么更赚钱了，是生存的转型，在社会关系上没有转型。
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
西方的第一个社会保障制度，是德国俾斯麦时期产生的；美国“进步时代”，资本从无利不逐发展到现在的状态，这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历史，中国企业家也应当去了解，理解他们的资本是怎么转型的。很可惜的是，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只是片面强调私有产权保护等维护自身利益的东西，忘记了法治是如何通过改变阶层结构、塑造阶层平衡使得法治成为可能。
所以，如果想要在社会层面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局面，必须是每个人的状况都在好起来，大家整体都在改进，这才有可能。没有哪个国家敢说自己没有穷人，哪怕北欧最富裕国家也不行。大同世界是理想状态。中国更不可能完全做到“均贫富”，不可能做到完全平均的社会。现在比较好的是大规模精准扶贫，这就是社会保底。
20世纪80年代，中国很流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我们的企业家从中学了赚钱的方法，但是没学到社会责任。不想被别人宰就得避免社会全是穷人的局面，就得遵守社会道德，这也是企业责任。美国那么多好大学，很多都是企业家做慈善捐赠的。中国缺少企业家，还是商人阶段，唯利是图的商人。企业家是要改变世界的，这也是责任的一部分。这些东西企业家都可以跟政府沟通，我想政府也不会反对企业家做慈善。
所以，不要老是把“共同富裕”的责任全推给政府，如果是这样就糟糕了。但如果是企业家自己去做，自己去缩小贫富差距，我想这个过程会和平、稳定得多。
帕累托最优理论
警惕精英“城堡社会”，特供系统下的不平等没人能独善其身
侠客岛—公子无忌：创造社会阶层之间的弹性、拉平地区间的差异，其实不光对年轻人、对底层需要，对中等收入群体来说也很需要。
郑永年：要警惕之前我说的“城堡社会”的趋势。如果固化的阶层中，享受好处最多的一群人思维不转变怎么办?我以前写“城堡社会”的文章，里面写到为什么房子老改不好、医院总改不好?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特供”系统。如果你去比较社会领域做得好的国家，不会存在这么多特权的。如果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尤其是负责设计这些改革措施的相关部门的人，全都得从市场上买房，或者每个人都得去医院挂号看病，情况会是现在这样吗?食品安全也一样，你不能光管自己食堂里面那一块，对吧?
侠客岛—公子无忌：2018年有一篇轰动中国舆论场的文章，《疫苗之王》。据我的了解，其实作者最初的写作动机就是因为发现自己的孩子打的也是长生生物这家公司的问题疫苗。其实在当下的社会中，真的很难有谁可以独善其身。
郑永年：有切身利益当然很重要。精英阶层不能只住在“城堡”里面，这样到最后会自己把自己闷死，或者被别人从外头把“城门”攻破。自以为堡垒很牢固，一旦攻破，很脆弱的。
【目录】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共同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1981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1985年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法学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5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同年获取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一麦克阿瑟博士后研究基金，前往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等。
2016年，郑永年做客第106期文汇讲堂《英国脱欧、美国大选与西方民主的未来》
【编辑感言】
这本小书深入浅出，大至舆论场与社会经济政治领域的热点话题，小至事关国计民生的具体琐碎的问题，短短1万字的小篇幅，讨论的范围却很广。中国的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在其他体制的国家也曾遇到过，以人类文明长河的视野考量它们，并加之对中国国情的斟酌，这样的应对方案就接地气，有前瞻性，并且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对话视野开阔，极具启发。（闻逸 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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