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减负,口号喊了好多年,但“落地”的举措到底有没有?
家长、老师皆知:只要教育评价这根“指挥棒”不改,减负就寸步难行。
2011年起,上海启动“指挥棒”改革——是年,全市以“绿色指标”为依据,首次推行新的学业质量测评,覆盖所有区县和各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
在“绿色指标”这套全新的教育评价模式下,学生的考试分数从“唯一”变成了“十分之一”。通过教育评价体系的顶层设计,打破“唯分数论”,上海义务教育转型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突破口。
——编者
在上海很多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测评被校长们形象地比作“体检报告”。因为它的出现,很多中小学站在了一条全新的跑道上——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校长张人利熟络地翻着最近一年的“体检报告”。报告上,好几个指标让他“得意”:学生睡眠时间比全市平均水平多出近20个百分点;学生作业量则低于全市平均值40个百分点;在教师教学方式指数这一栏,学校的测评分也高出全市平均值40个百分点……一揽子的指数,并没有标注张人利的学校在全市、全区排第几名,但却让他心里分外踏实:很多数据相互印证,说明学校正在进行的教改成效不错。
“过去评价教改成果,比来比去就是看学生的分数。可不同的学校生源不同、老师不同,分数能说明多少问题,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包括张人利在内,很多校长和教育研究人员直言,正在推行的学业质量“绿色指标”测评,其好处不仅是“可信”,而且“可用”!
绿色指标,凭什么让人信服
说到“绿色指标”在上海的推行,很多教育界人士会联想到世界经合组织的PISA测试。
2009年和2012年连续两次摘获“PISA世界第一”,这让上海的基础教育扬名海外。前有《世界是平的》一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写专栏,企图告诉世人“上海的秘密”;后有英国教育大臣、南非教育大臣争相来沪取经……
谈及上海参加PISA的意义时,市教委巡视员尹后庆说过一句很意味深长的话:比起成绩和名次,上海更大的收获“是从参与PISA的过程中学会了一套先进的评价理念、评价方法和评价技术”。
从2011年起在上海推行的“绿色指标”学业测评,不仅是从政策层面回应PISA2009测试报告所反馈的上海学生学业负担较重的问题,业内人士更关注这套指标在测试方法上的“进步”。
凭啥说用绿色指标来测评的“体检报告”是可信的,让校长们信服的依据在哪里?张人利观察到的一点是,借鉴PISA测试,上海教育主管部门在学业测评方式上作出了一项重大变革:调查问卷的设计手法从概念式问卷转向行为式问卷。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一个例子:PISA关注学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对学业产生的影响。但在测评时如何考察学生的家庭条件,难道让一个15岁的孩子在选项中勾出家庭的月收入?如果这样,很多家庭月收入不高,但靠着祖上留下的积蓄就可以殷实生活的孩子怎么列入统计?
“PISA的问卷很有意思,为了获得答案,它让学生回答的是:你家里有多少个独立卫生间。”张人利告诉记者,这种基于日常行为的问卷设计测试手法在上海的绿色指标测评中已经被大量、充分运用。
除了向PISA取经,上海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构建的另一块“基石”,则是上海连续多年参加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举办的基于标准的“中小学生学业质量检测”。由此上海积淀了大量实证的基础。
作为一套全新的教育评价系统,“绿色指标”包含学业表现、身心健康和品德行为3个方面在内的共计10个“指数”。其中,“学业负担指数”将学生的睡眠时间、作业时间、补课时间都纳入了测评体系,被很多教育界人士称为“破天荒”的尝试。
解读指标,考验校长的“眼力”
“体检报告”用一揽子数据说话,可校长们怎么“读”,却大有学问。
在上海推出绿色指标之前,张人利所在的学校就连续好几年参加教育部的“中小学生学业质量检测”,因此积累了丰富的解读指标的经验。
“有的指标,需要做横向比较,比如学生的睡眠时间、学习自信心,这些得和全市的学校都比比;但另外一些指标,就需要纵向做对比,比如学生的学业成绩,不同的学校生源不同师资不同,横向比滋生攀比,和自己的过去比才更说明问题。”当然,在摸索出这些读“指数”的心得前,这位校长也曾被一些读数“迷惑”过。
那是好几年前,张人利的学校参加教育部的学业测评后,发现反馈报告中有个指标不太理想:大约有不到20%的小学生在回答“上学校的音乐、体育、美术课有没有保证时”,选择了“没有保证”。
“想想不可能啊,明明课程表上都排了课,怎么会有一些同学说无法保证呢?”追着这个指标,张人利开始了全校大调查,最终找到了原因:部分执教语、数、英等主课的老师为了帮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补习,常“借用”他们的音、美、体课程。
“别看小学生们还很年幼,他们知道得很清楚,老师这么做不对,而且他们还很记仇呢。”说到这里,张人利笑出了声。不仅是因为学生们的天真和诚实,更重要的是,这些学校教育的问题都被绿色指标测了出来,反映在具体的指标读数上了。
很多教育界人士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和PISA报告标注上海教育在世界坐标系的位置不同,“绿色指标”测评聚焦的是各区县、学校基于课程标准的学业质量——对中小学校长来说,它的现实意义更强、指导性更强。
尹后庆说,和过去的分数排名不同,“绿色指标”的评价结果绝不是要用来证明哪所学校、哪个区域的教育质量高,也不是要给区县、学校重新排名,它的主要功用在于正确引导、合理分析和科学改进。
长期以来,无论是对学校还是学生,最过硬的评价就是考试产生的分数。但这类为了排座次而形成的统考,也被尹后庆称为“高利害性测试”,副作用不小:一旦过度使用,就会导致教师带领学生大量操练习题,抹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另一方面,传统的评价模式下,对班级和学校学业的描述就是“平均分”,这很容易产生人士误区,导致一部分学生的发展需求被忽视。
绿色指挥棒,影响力正显现
迄今,上海市中小学“绿色指标”测评报告已经发布了两次。与之相应,“绿色影响力”也在逐步显现。
去年下半年,第二次“绿色指标”测试结果公布,上海的“新优质学校”建设成效初显——各项指标“全线飘红”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改变社会对家门口的学校“好”或者“差”的口口相传的主观评价,用数据来印证“办好家门口学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绿色指标”为推进教育教改、实施素质教育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据记者了解,目前,本市不少区县已经把“绿色指标”纳入考核体系。比如,普陀区已经把“绿色指标”达成度作为中学校长五年的重要任期目标;杨浦区把学业质量评估列入学校绩效考核指标体系;闵行区教育行政部门在拿起绿色评价“指挥棒”的同时,对“教育强区”的理解也和过去大有不同:所谓教育强区,不是学生分数强,而是学生的全面素质“强”,是评价改革力度上的“强”。
不少教育专家认为,绿色指标要持续发挥评价“指挥棒”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考量广大中小学校长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每个学校遇到的问题都是不一样的,形成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对策也不一样,校长们有魄力对着“体检报告”改进日常的教学和管理吗?
“要改进什么,又要坚持什么,两者同样重要。”张人利说,指标读数有时报喜有时报忧,校长必须有明辨的能力。比如,在最近的一份绿色指标测评报告上,该校在教师教学方式指数上的得分,要高出全市平均值40%个百分点。
张人利非常看重这个指标读数:“教师教学方式”上接教学理念,下接具体的课堂教学,这个中位读数大大高出全市平均值,无异于告诉张人利,学校正在不断推进过程中的“后茶馆式”教学改革成效明显。做得好,就要坚持——在不按学生分数排座次的新阶段,沪上很多中小学的校长们都和张人利一样,静观绿色指标给学校教学管理带来了绿色变革。
尹后庆认为,上海义务教育已进入高位优质均衡的全新阶段,为教育转型保驾护航,“绿色指标”的推行并不是改革的终点,而只是继续撬动上海基础教育转型发展的一个有力“支点”。
纵然教育评价是一项世界性难题,上海正拿出勇气和智慧,用实际行动破题。
什么是“绿色指标”
“绿色指标”涵盖学业及其相关要素的体系,设有10大指数:
(1)学生学业水平指数;
(2)学生学习动力指数;
(3)学生学业负担指数;
(4)师生关系指数;
(5)教师教学方式指数;
(6)校长课程领导力指数;
(7)学生社会经济背景对学业成绩的影响指数;
(8)学生品德行为指数;
(9)学生身心健康指数;
(10)跨年度进步指数。
上海推进学业评价改革时间表
2003年起
上海参加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建立中小学生学业质量分析反馈与指导系统”项目,连续五次参加学业测试,积累了开展大样本学业测试的经验,初步建立了上海市中小学生学业质量的数据库。
2009年
上海参加了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统筹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PISA),该项目主要评价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对学习的参与度和学习的兴趣,并测量教育公平程度,反映学生拥有终身发展潜力的核心能力。同年,市教委成立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研究上海市基础教育质量标准和监测工具,具体实施相关监测和评价项目。
2010年
上海承担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改革义务教育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办法》,加快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合作研究步伐,在吸收多方面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出一系列影响学生学业质量的关键因素,构建了以关注学生健康成长为核心价值追求的学业质量“绿色指标”。
2011年
经上海市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同意,全市以“绿色指标”为依据,首次进行全面质量测评,覆盖所有区县和各类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
文汇报记者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