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擅长讲故事的导演来说，一部影片需要多少个场景？最少时只有一个。

但这一回，他调度了个人职业生涯场面最恢弘、场景最多的大片级拍摄。从敲开冻土一层层浇水泥开始搞“基建”，剧组1比1搭建一座非洲小城、边境口岸、工业区……严苛到太阳照射角度、植被生态，都得贴近故事里虚构的国度。极致工程精度，只为营造身临其境的现场，角色所历如我亲历。

讲述撤侨故事、演绎外交官员，有没有相对固定的方法论？没有。

至少这部电影在看似熟悉的题材里荡开了“动人”“燃情”以外的全新观影体验。北京首映礼后，“克制”“意外”“敢”等提法成了第一批观众反馈的高频词。

明天，上海华策电影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电影《万里归途》将正式公映，电影第一次从外交官视角揭秘撤侨幕后。昨晚，本报独家连线该片导演饶晓志，听他讲述迢迢万里的回家路如何铺陈故事、塑造人、见细节。

“如果说家国大义、珍惜眼前安稳的生活，是国庆档影片的相似约定，那么《万里归途》还想强调一件事，那也是我从一开始树立的目标。”饶晓志说，“希望观众在跟随电影得到情绪上、情感上的收获后，能在走出影厅时更真切体会到——撤侨，从来不止于数字层面的多少人，而是活生生的每个人；外交官，也不仅是某种使命与担当的符号，而是等同于你我的普通人。”

“事先张扬”的结局下，悬念直到航班进入中国领空才终止

自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影片大结局可谓“事先张扬”，因为祖国不会放弃任何一位同胞。

既定的大前提、观众对事件的熟悉感，都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创作的挑战。饶晓志坦言，当影片监制之一郭帆初次推荐这个项目时，他一度犹豫了。

在查阅大量资料后，他感受到内心的好奇，才决定投身《万里归途》。“我想知道，武力值不高的外交官们，如何把那么多同胞从战火纷飞的地方带回祖国。那群除了职业赋予的特殊使命外，平时与我们并无二致的普通人，在危急关头会迸发出什么样的光芒？”

于《万里归途》，解构剧本的过程如同拆解一个个悬念。

战火中仓皇奔逃的人们丢失护照后，外交官该如何帮他们打通出境通道？

满城断壁残垣，空路撤侨行不通后，怎样在短时间内接通陆路或水路？

面对凶残的他国叛军，手无寸铁的中国外交官仅靠沟通能奏效吗？

与大使馆失联后，外交官该把大家带往何处？大使馆又将如何找到这群失落在异域绝境的同胞？

……

“最初的剧本其实只写到打通边境通道。”饶晓志说，现实中的撤侨，一位外交部领保中心人员在打通通道后，经由这一通道撤离的同胞超过两万人，他亲手送出境的就不下7000人。事实动人心魄，但就电影而言，需要更具魅力的戏剧。

几经修改打磨，与观众见面的撤侨故事并非一蹴而就。

它有外交官的两次逆行，有他们不断交涉、判断形势、抵抗暴力的智慧与勇气闪耀，也有他们各自心头的牵绊动人情肠；

它还有着“开副本”般的场景更新，从枪林弹雨下的城市突围，在四野茫茫的荒漠“赌上”对同僚、对背后祖国的信任、找对方向，又在百多人徒步穿越时面临“说与不说”的抉择，剧情片、战争片类型元素丰富。

影片里，困境一波波袭来，不期而至的生离、突如其来的死别，不断叠加着命运的悬念。有观众说：“直到撤侨航班进入祖国领空，我才相信他们真的安全到家了。”

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真正的“回家”是一群人的携手同行

马东看完北京首映的评价道出许多人的心声：“它有种弹性的力量，不卑不亢，不矫情不煽情。”

不刻意煽情，甚至更强调情绪的内敛，偶尔还有片刻的松弛和畅快，迎着风，一抒男儿少年气。

饶晓志说，这是现实主义所决定的，“我们追求写实风格，相比渲染情绪，更希望带观众身临其境地体悟外交官的处境，去走近那群真实的人”。在他眼里，现实中的外交官，不仅是见诸新闻的发言人，还有许多超出常人想象的一面。

以撤侨的领保中心人员为例，大众看得见的，是他们完成撤侨国家任务的使命担当，看不见的是他们在面对未知危机时无法为外人乃至家人道的内心世界。“《万里归途》所做的，就是把报道中的外交官，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

影片塑造了宗大伟、成朗、章宁等几位外交官角色，他们冲在一线撤侨，但谁都不是高大全的人物。

“他们都有各自的牵绊和顾虑，有身为儿子、丈夫、父亲的情之所系。”饶晓志说，比如宗大伟，他闯过异域的险滩，受过外交部表彰，但在家庭层面，他有中年困顿、对家庭的无力。“就像电影里，宗大伟带着当天往返的心理准备来执行撤侨。家有即将临盆的妻子，他并没完全置小家于不顾，这是人之常情。但当意外发生，需要挺身而出时，他也在撤侨任务与安抚妻子之间努力平衡。”

导演相信，把撤侨的主角当成普通人来看待，观众更能从朴素情感的共鸣里体悟到人物的抉择之艰。

又如宗大伟和成朗之间的关系。

饶晓志用“互为因果、互相成就”来形容，“成朗就像刚进外交部的宗大伟，年轻的他也视屡建功勋的宗大伟为榜样。但宗大伟不希望成朗成为又一个自己，于是矛盾发生了”。一个正处于精神疲惫的中年人和一身热血一腔孤勇的年轻人正面碰撞，一位受过苦、经过风浪的外交官和受到原生家庭影响、对撒谎无法容忍的内心极其干净的青年共同置身极端环境。他们对前路艰险的不同经验、对绝境里人性的不同预判、加之个性迥然，都让撤侨之路充满了未知。

“有些瞬间，宗大伟从成朗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即便他当时当刻未必认识到。他‘讽刺’眼前的年轻人无知无畏，某种意义上，他也是想对曾经的自己说‘你可以不必那么着急地成长’。”

一起走过城市、边境、矿区、沙漠、荒野……渐渐地，宗大伟在成朗身上找到了最纯粹、纯真，能够直面一切的自己；成朗也在坚持他的是非曲直同时，更理解了于外交官而言，生死间的抉择重若千钧。所以，撤侨的万里归途，是宗大伟“归心”之途，也是成朗的成长之道。

外交官们有人物弧光，片中被撤离的同胞、那些战火中归心似箭的小人物们，也被影片投以观照。

身为外交官家属的白婳，她害怕过也流过泪，但她更以隐忍和大局观，成为撤侨路上可以凝聚人心的温柔力量；年轻的钟冉冉，只是有过志愿者的经历，便能在队伍需要时站出来充当护士的角色；而刘明辉，生而为人的恐惧、犹疑、脆弱、善良如此复杂地交织在内心。

饰演这群困在战区同胞的演员，大多是饶晓志话剧团的演员，他们早早为角色写下人物小传，哪怕镜头的焦点不在他们身上，但只要人在画面，故事就一定在进行之中。饶晓志说：“撤侨中的小人物值得用心刻画，因为通过大量的调研、学习、走访，我们相信，撤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事儿，真正的回家需要所有人携手同行。需要每一个信念、信任的叠加。”

当创作者总在追求极致，连“电影之神”都会眷顾

《万里归途》拍得苦不苦？

制作过程中的无数细节给出了答案。

野外拍摄，爬山是家常便饭，烈日下暴晒几小时也是剧组的“必修课”。尤其进入沙漠戏份的那些天，饶晓志说，“因为我们要抢太阳快下山时那段时间的照射角度。在那时刻到来前，我们必须先把戏磨合好了”。于是，剧组的“早晨”从中午开始，在烈日当头时全组排演，然后等风、等阳光角度，抓紧每天有限的“窗口”时间，日复一日。

暴晒仅仅是挑战之一。《万里归途》的故事里，战争、废墟、荒野、大漠、风沙，轮番上阵。风沙不够，剧组搬来大型鼓风机制造灰尘，虽说道具组用来制作灰尘颗粒的都是如麦穗、谷物等合适的材质，“但这样的戏，对演员难免有伤害。”导演说，拍风沙遮日的景象，现场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戴上了多层口罩，有人甚至直接上防毒面具，“可所有演员必须把自己暴露在这样的环境里。我记得小凯就吃进去了好多，但凡张嘴，里面就全是沙土。”

在饶晓志的复盘里，“整部戏就没干净过”。成朗中弹的那一幕，宗大伟冲上前抢喇叭，断壁残垣边震落的灰、人物身下扬起的灰，扑了成朗一脸。哪怕室内戏如大使馆，“为追求光影效果，现场放了很多烟，实际上也很呛人”。

工作环境当然是恶劣的。但对创作者，身体能扛住的“苦”都不算“苦”。真正需要攻克的难题，是演员如何与人物相逢，是导演、编剧怎样找到与故事天衣无缝的讲述情境。

影片里，宗大伟从战争的废墟里捡回一本《一千零一夜》，拂去炮灰，他把童书的残本带回到撤侨队伍，送给白婳的养女。小女孩翻开辛巴达的故事，一路讲，跟着队伍一路跋涉。童声讲述的传奇和撤侨路上的人们，被导演组合在蒙太奇镜头下，首映时触动了许多人。

这一幕，是导演心头反复推演的结果，“孩子、故事、残酷的战争、无垠的荒漠，我想描绘出一种人纵然渺小，但因为信念，会让你朝着回家的方向一直走。”相似地，宗大伟从大年初一执行任务到正月十五回到祖国，时间轴的设计，任一中国人都懂其中饱含的情感浓度；还有那位一步一步数到32万多步终于望见五星红旗的撤离同胞，让人直起鸡皮疙瘩的数字里，也是创作者对“中国人心之所向”的情感提炼。

推演之外，还有些场面属于“难以复制”，或者说“可遇不可求”。

大使馆终于等到了同胞被救的消息，顷刻间，包括李雪健老师饰演的全权大使，所有人自发唱起了《歌唱祖国》。“虽然是演戏，但情感是发自内心的。当我们身历其境体会到在外的种种不易，那种对于任务完成、同胞全员脱困的喜悦，是可以超越表演，调动所有人最朴素最由衷的个体情感。”

事实上，剧本里并没写到外交官们自发歌唱，最终成片也因为叙事节奏的考量，舍掉了这一幕，让大使馆里的庆祝氛围短促停留在一阵欢呼。但饶晓志说，他会一直记得拍摄现场，自己鼻子一酸、眼眶发热的那份感动。

这样的“偶得”似乎并不少。导演数着，“我们在峡谷拍篝火那天，月亮是红色的；在沙地里拍跋涉的剧情，会有动物闯入镜头，几头仓皇而逃的岩羊、路上的一只蜥蜴……”

“与其说是无法复制的场景，我更愿称之为‘电影之神’的馈赠，像礼物一样。”饶晓志坦言。

可谁又能说，这不是时间与细节沉淀下的醇厚浓酽。说到底，当创作者时时在追求极致，连“电影之神”都会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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