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对即将结束两年强制戒毒期的小明(化名)而言，并不温暖。

　　他吸毒被民警抓获时，东西都留在出租房里。身份证丢了，又没了住处，老父亲中风入院，哥哥也近两年没有联系。家在哪里?回哪儿去?

　　他很恨，想到就要离开强制戒毒所回归社会，内心就极度失衡。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个人走进了“大墙”，给他送来了一丝希望。这个人叫刘鸿，小明所在社区的禁毒社工。她告诉小明：“我已经帮你申请了低保，找到了你哥哥，他很关心你，等你回家。”

　　小明离开戒毒所的那天，又见到刘鸿在大门口接他。刘鸿说：“每一位街镇禁毒社工都会来接所。”这几年在上海，街镇禁毒社工与强制戒毒所正更紧密地衔接在一起，“大墙”内外的禁毒工作者希望走出戒毒所的对象能够“软着陆”，更为平和地回归社会，降低复吸的可能。

　　提前介入，做好生活托底

　　这种改变，刘鸿感受颇深。多年前，社区禁毒社工很少知道辖区内戒毒人员在所内的情况，直到他们出所主动上门签协议才进入帮教阶段。2008年以后，他们的步伐前移，通过驻所社工可以提前半个月知道他们离开强制戒毒所的日子，前往接人。

　　2011年左右，禁毒社工又往前走了一步，通过与驻所社工日趋成熟的配合，街镇社工入所帮教的质量大幅提高，从原先进行简单的送慰问品，到如今深入了解戒毒对象的情况，尽可能为他们出所后的生活做些准备。

　　小明出所的时候，低保办下来了，廉租房也已进入申请程序。这让小明看到正常回归社会的可能。

　　“如果让戒毒人员陷入生活困境，那么‘大墙’内的努力很可能白费了，一旦过去的圈子向他招手，他很可能就会再次走上吸毒的道路。”刘鸿很明白，吸毒心瘾难戒，一旦被重新拉回吸毒圈，复吸是迟早的事情。

　　社工接力，提前化解怨气

　　刘鸿坦言，她的工作重心就是做好与所内的“无缝衔接”。

　　62岁的冯德林是上海市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的驻所社工，也是近1200名街镇禁毒社工联系五所的纽带。他说：“街镇社工与所内的职能部门并不熟悉，因此当街镇社工需要了解哪个戒毒对象的情况，或是联系上门帮教、接所等，都通过我与所内有关部门协调实现。”

　　刘鸿的手机里存着冯德林的电话，她说：“我们都来自上海自强社会服务总社，总社把所有驻所社工的电话发到每一位街镇社工。”

　　街镇社工入所帮教时，冯德林全程陪同，还会将民警平时反映的问题及时告知街镇社工，为出所后做有针对性的准备。

　　小明出所前对社会仍存怨气，冯德林发现后及时将情况告知了刘鸿。刘鸿通过走访，才得知小明的境况。掌握到这些信息，刘鸿提前为小明申请了临时性补助，设法为他联系工作，申请廉租房等。

　　走出大墙，民警参与帮教

　　无缝衔接，除了“大墙”外的社工走进去，“大墙”内的戒毒民警也走出来，这一举措正在长宁、浦东、奉贤、普陀等四个区进行试点。

　　4个月前，长宁区陈家桥街道来了一位特殊的警官——在女子戒毒所做了8年戒毒民警的杨卫。

　　杨卫来前，陈家桥街道针对社区戒毒和康复的工作主要由社工徐向群一个人做。徐向群说：“现在有了帮手，杨卫的民警身份具备严肃性和法律代表性，联系街道派出所、卫生中心、劳保部门等部门时有天然的优势;更重要的是有震慑作用。”

　　徐向群坦言，一些对象对社工的帮教建议并不当回事，“我们通知对象尿检，有时还得用商量的语气。”但杨卫的手中有杀手锏，如果帮教对象严重违反协议，作为禁毒民警她有“强制隔离戒毒建议权”。这一权力如同一道紧箍咒，督促对象更好地接受社区戒毒。

　　长宁区是上海“所社衔接”做得较早的区域。通过驻所社工这一桥梁，戒毒人员在所内的综合表现都可以及时反馈到街镇社工。而戒毒对象在所里的两年间，他家里的情况也会被社工及时反馈给所里。“没有规则告诉我们一步一步该怎么做，我们一个月一个例会地交流、沟通、摸索。”杨卫说。

　　截至2013年底，全市累计戒断3年未复吸人员达3.3万人。

　　文汇报记者 李上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