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开源”的自信
古希腊科学家阿基米德发现了杠杆原理后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一个真正意义上成功的企业家,不断实践着的其实不过就是这个杠杆原理:找到一个支点,把事业做大做强。对于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而言,这个支点就是创新。
上周,马斯克在公司官网发表的一篇博文,宣布对外开放特斯拉所有专利,鼓励其他企业开发先进的电动汽车。这让他轻而易举地吸引了诸多媒体的关注,中国的特斯拉概念股也应声而涨。
特斯拉汽车公司只制造纯电动车,成立于2003年。在当今的电动汽车市场,特斯拉被视作翘楚,其专利总数约200项,在电动汽车电池、电子设备和软件领域实力强劲。多数人看来,开放特斯拉的核心技术领域,无异于自掘坟墓,这实在不符合一个商人的举动。
但除却商人身份,还被称为“神奇创新家”、“天才工程师”的马斯克不这么想。在他看来,特斯拉真正的对手并不是电动汽车同行,而是传统的燃油汽车,而将 专利提供给竞争对手,可以创建一个规模更大的电动汽车市场,从而降低该公司充电基础设施的成本。他的目标是普及电动汽车的应用。
换言之,马斯克眼中看到的是行业发展,而非单独一家特斯拉。面对电动汽车在市场上不到1%的份额,他避谈公司风险,选择了分享,这一举动将使电动汽车驶入千家万户的日程提前,受益者众多。
当然,这一切基于马斯克的才华自信,毕竟他之前已玩转了线上支付领域,还开创了私人火箭公司,只要有新的点子,他就可以凭此创造出新的财富。专利也好、 技术也罢,缺乏创新只能僵化,而人脑却可以将创新兑入其中,促进其发展。马斯克更加相信人的才能,正如他所说,快速发展的企业通常都能够领先于自己的专 利,吸引顶尖人才更加重要。
人们有理由期待,特斯拉的加入会给开源创新带来新的精彩。
声音
@富人和其他人的差别不只在于钱多钱少,而在于两样更为根本的东西:健康和机会。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为《金融时报》撰文时指出,要想让社会变得更公平、更包容,必须设计出一系列政策,遏制流向富人的金钱收入比例迅速扩大。
@法国企业尽可能多地使用他国货币,这符合法国企业的利益最大化。比如中国和欧洲间的贸易,我们可以用欧元和人民币,停止使用美元。
——近期美国司法部认定法国巴黎银行与伊朗、苏丹等国家的商业往来违反了美方制裁,准备对其处以至少100亿美元罚款。法国政府反应激烈,法国央行行长诺亚公开作出上述回应。
@财产和遗产问题未来十年将成为中国和欧洲的重要问题。
——法国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认为,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其将继承来自父母双方的遗产,从技术上来讲财富越发累积和集中,中国已经出现这样的情况,未来十年内将愈发严重。@如果你不去明智地冒险,那风险就会来找你。
——日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全球最大的职业社交网站——LinkedIn联合创始人霍夫曼指出: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寻求安稳、想将风险控制到最低限度才是最大的风险。因此,他的建议是,主动承担额外工作,多尝试、多学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将“治理”确立为国家建设的理念,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个目标,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任务。国家需要治理,政党需要建设,深刻认识两者关系的生成逻辑,对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相契合
党中央确立治理的理念,本身就是现代价值取向植入国家建设的体现。与“统治”、“管理”等传统概念相比,“治理”所包含的民主含量更为丰富,反映的时代 价值更为鲜亮。党执政历史实践中先后形成过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提法,确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理念,是对现代化理论创造性的贡献,是深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含义认识的标志性成果。
治理作为国家功能,主要含义是指通过权力的制度安排、职能履 行和实践运作,有效处置各种冲突与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利益,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发展。世界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治理模式,不同的 治理模式有特定的治理体系作支撑,同时又反映着相应的治理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关联。
从制度 规定看,契合性表现在国家利益与执政党利益相一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政治协商制度和多党合作制度的构成表明,我国政治制度中,国家制度与政党制度是紧密 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执政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除了人民利益没有其自身利益。国家以发展生产力和福祉人民为宗旨,国家意志服从人 民意志。执政党与国家在利益目标上都以实现人民利益为落脚点。执政党、国家利益的同质性,使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形成内在的逻辑关系,治国与治党不可分 开。党中央反复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国家才有安全,人民才能幸福,社会才会和谐。
从国体规定看,契合性表现在国家性 质与执政党属性相一致。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国体定位,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特 征。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组织属性,决定了它的执政使命必须体现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必须反映社会 主义民主的本质特征。发扬党内民主和促进人民民主相统一,既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目标,又是推进国家建设的要求。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的契合建立于执政党的 马克思主义先进属性与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匹配关系。
从角色规定看,契合性表现在国家架构与执政党地位相一致。国家架构表示的是社会各种结构 元素的组成,包括中央与地方、人民与权力、政党与政权、国家力量与社会组织等关系等。当代中国的国家架构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长期执政的地位,它不仅是执政 党,而且是领导党。执政地位反映国家政权中的政党角色。领导地位反映社会关系中的政党功能。这样的双重角色决定了它既在国家架构中上起着决定作用,又在社 会层面上占据主导地位。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看,执掌权力的干部主体出自于中国共产党,他们的能力和水平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由此而论,治 党与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是粘连在一起的逻辑命题,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执政党建设水平决定着国家治理水平。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执政党建设科学化互为表里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国家治理与执政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国家与政党毕竟不能等同和相互替代。国家治理和政党建设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用现代化揭示国家治理的任务,用科学化揭示执政党建设的要求,体现了对国家和政党建设规律的遵循。
国家治理包括很多方面,党中央聚焦于“体系”和“能力”两个方面,突出了国家治理的建设重点。治理体系是治理能力建设的支撑,治理能力表现治理体系的运 作本领,两者都是国家能力的构成内容。政治学研究者认为,国家能力是个总概念,主要包括汲取能力、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强制能力、监管能力、整合能力、 分配能力等等。这些能力其实都与治理有关,或者说都是国家治理的具体体现。在人类历史演进中,国家治理的状况总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改进,现代化作为一个 赋有社会进步意义的符号性概念,是时代发展对国家治理的要求。将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相结合,显示了国家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执政党建设是新时期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聚焦实践的成果。历史实践上,党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起就形成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基本格局。八九十年代随着 世界上许多大党老党接连垮台,尤其是东欧、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使政党执政能力问题凸显出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和突出强调加强执政党建 设,并提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从提高科学化水平要贯彻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全部工作出发,进一步强调“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必须以科学理论、科学制度、科学方法为前提,党的建设科学化是完成执政使命的保证。
国家治理与党的建设虽然指向不同,但现代化与科学化不是对立的,两者不可分割。首先,现代化与科学化都是价值取向。国家治理能力以现代化为价值取向,是 要把时代发展的各种现代元素理念融入国家建设的理念、制度、方法的不断创新之中。执政党建设以科学化为价值取向,是要把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科学探索运用 到党的建设的理念、制度、方法创新实践之中。价值取向的关联架起国家治理与党的建设之间的通道。其次,现代化与科学化都是动态的过程。现代化是国家建设的 追求目标,科学化是执政党建设的追求目标,需要在长期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国家治理过程始终相伴执政党建设过程,两个过程的动态性形成相互依赖。国家治理现 代化与执政党建设科学化在联动中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现代化要求科学化,科学化促进现代化;现代化水平以科学化程度为基础,科学化程度以现代化水平为表 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内涵执政党建设科学化的要求,执政党建设的科学化体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与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任务,由执政党提出,也需要通过执政党加以贯彻落实。国家治理与党的建设的两种能力必须实现对接。一种是国家治理能力,一种是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具有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提出新的要求。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有两个明确的目标。其一,推动国家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 文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这就对党如何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提出了新要求。领导科学发展是党最重要的执政能力,提高科学发展的 领导能力,才能满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其二,构建民主法治、公平公正、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就 对党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增强凝聚力提出了新要求。和谐社会的构建能力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概括提出的一种执政能力,其核心是考验执政党对社会和人民群众 是否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量。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历史积压的问题、体制机制深层次的矛盾以及新情况新问题的发生,使和谐社会建设面临严峻的 挑战。构建和谐社会很多具体事务涉及国家治理的有效运作,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只有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才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的现代化发展。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决定着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国家命运就始终与它相连接,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革开放的 成就,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必须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否沿着科学的轨道发展,直 接影响其领导权力的实现。新世纪党的建设实践发展中,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如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这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具有创造性 的贡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现代规范。这三个崭新概念与国家建设层面党中央提出的民主选举、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是一种呼应和对接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治理能力的建设取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的水平,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党的执政能力科学化的效能转换。
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互动促进。国家与执政党的紧 密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之一。世界上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的国家里,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竞争选举成为政党与国家链接的主要环节,选举获 胜的政党执掌权力而进入国家治理的系统,输掉选票的政党则被隔阻在权力系统之外,以在野的身份对国家治理施加影响。这样的制度下,执政党虽然也力图在国家 治理中贯彻本党的意志和施政纲领,但和政党本身运作和建设状况没有直接的关系,国家与政党的关系呈时有时无、断续无常、松散间接甚至还可能矛盾冲突的特 点。与这些国家相比,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制度特点有助于摆脱政党倾轧纷争的干扰,有助于避免执政短期效应的局限,有助于谋划国家和社会的全局性、前瞻性 战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党必须立足于国家发展战略开展自身建设,党的建设服务于国家建设的大局;国家建设在执政党领导下布局谋篇,与党的建设 相辅相成。国家与执政党紧密互动的制度优势显示了国家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化之间内在的机理。
文/齐卫平(本文系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研究成果。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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