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勒博是国际关系学界享有盛誉的思想大师，他在2008年出版的著作《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以其厚重宏大成为了新的理论经典。在此基础上，作者于2010年又出版了《国家为何而战》(原著WhyNations Fight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译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它以前一部著作所构建的理论为基础，借助一个包括近百场战争在内的数据集的检验，对战争的动机作出了详尽、独到的分析，也对以往关于战争起因的各种理论给予了归纳和批评。勒博的这部著作因其以古典思想为径的独特理论方法，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颇有启发之处。

　　理查德·勒博(RichardNedLebow)是国际关系学界少有的思想深刻、知识广博的学者。作为曾经的国际政治心理学会主席，他的重要贡献是将社会心理学引入了国际政治研究。然而，和中国读者更为熟悉的另一位政治心理学名家杰维斯(RobertJervis)不同，他善于将久远的古典思想与丰富的历史资料相结合，熔铸在对于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勒博在古代希腊政治思想方面造诣颇深，对西方历史极为熟稔，再加上出众的外语能力和人文艺术领域的广泛兴趣，他是极少数有能力在缺乏宏大理论的时代构筑厚重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学者，2008年出版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便可为明证。2010年出版的这本《国家为何而战》，则可看作是前一部著作的引申和发展。

　　古典思想：勒博的理论基础

　　在国际关系学界，勒博正是以对修昔底德著作的重要研究而著称。若说他与先贤遥相呼应，那也毫不为过。

　　本书的结构并不复杂：导论部分阐释了基本的概念和理论，并对各种解释战争起因的范式进行了介绍和批判;第二部分回顾了历史上的战争，用近代以来的一个战争数据集来验证和说明作者所提出的理论和命题;第三部分通过对战争动机的分析，预测了未来战争的可能性;最后的结论部分则对战争和研究战争的方法做出了进一步的思考。此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为战争提供了一个简洁而又深刻的解释框架，并整理出一套颇有新意的近代战争数据集来对此进行验证。

　　勒博在本书中的理论与《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是一致的，他从古希腊政治学说——尤其是荷马、修昔底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里获取养料，指出了人类的四种动机或者说“驱动力”：激情、理性、欲望和恐惧。由理性占主导的人和国家自然可以约束欲望和激情，实践个体的善和共同体的和谐。不过，这种状态是极难达到的，即使在极少数最佳的情况之下也只能说“趋近”而已。与激情相对应的是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以自尊为其目标;与欲望相对应的则是财富和快乐。至于恐惧，那是一种对毁灭的担忧，在它的驱动之下人们会为了安全而追求权力。

　　勒博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这几种动机是相互混杂的;单独而言，它们只是“理想类型”，没有任何人或国家是受到单一动机影响的。若从人类学、历史学或者政治学而言，勒博此说或无甚出奇之处，但从国际关系理论传统的角度来看，却着实非同凡响。最值得我们注意的两点在于：

　　其一，人和国家的动机是多元的，承认这种多元性，并非构建国际关系理论的障碍，反而是其前提。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开篇便提出了政治现实主义的六原则，但很多人只记得“以权力界定利益”的现实主义教条，却忽视了作者如此做的理由。事实上，摩根索明确承认，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是丰富的，他是“政治人”，也是“经济人”、“宗教人”、“道德人”，等等;但对于政治研究而言，却不能渗入其他杂质，必须着眼于——并且只强调——“政治人”的特性。我想，在勒博看来，这不啻是一种“理想类型”，他恰恰坚持：(国际)政治学研究不能自设窠臼，与其他领域相互隔绝;他追根溯源至古典传统，或许也正是因为那里没有现代学科分类所带来的抽象化和简单化，可以帮助我们更完整地、从而更“现实”地认识人和国家。

　　其二，激情是一种重要的动机，而不仅仅是可以忽略或者控制的变量。勒博指出，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范式都只强调恐惧(现实主义)或者欲望(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他还尤其对流行的理性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这里的理性与古典政治学中的理性无关，而是能够明确进行利益计算的工具理性。

　　在勒博看来，从荷马时代至今，激情就一直是国际关系和战争的重要驱动力，对荣誉和地位的追求或强或弱地贯穿了人类的整个历史，这是一种争取“承认”的政治——大国尤较小国为甚。事实上，勒博并不是第一个注意到激情这一概念的，福山在“历史终结论”中就担忧：“自由民主”的“后历史”西方世界中民众会丧失斗争的激情，成为尼采所谓的“末人”。但勒博的独创之处在于，将激情引入国际政治理论中，强调它与国家行为之间的联系，并通过战争数据集的设立，指出近代以来的战争大多是由国家追求荣誉和地位(或报复)而发动的，它们并非如普遍假设那样，出于安全和利益的考虑。

　　建构主义：勒博的理论身位

　　有意思的是，勒博尽管对各种主流理论进行了梳理和批评，却唯独未提建构主义这一显学。除了建构主义者们本身对战争原因着墨甚少之外，或许这还与作者对“建构主义”的独特理解有关。勒博曾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称自己所钟爱的古典作家修昔底德为建构主义者，这说明他有着强烈的“建构主义情结”;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他明确提到自己的理论就任何层次而言都属于建构主义，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建构主义理论;同时，他又不止一次提到，建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温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建构主义者。在勒博看来，温特固然强调了“身份”的重要性，但其理论的起始之处，是已然具备某种特定身份的行为者。在温特这里，人的动机只有一种，即利益，人仍然是逐利的“经济人”。但勒博恰恰强调，欲望只是人的动机中的一种，而非全部，各种动机以何种配比出现在人和国家的战争考量中，与具体的文化环境有关，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勒博也是更为纯粹的建构主义者。

　　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勒博建立了一个近代战争数据集，研究了94场有大国参与的战争。他根据权力将国家分成主导国家、大国、衰落国家、崛起国家、弱国，辨识每一场战争的发起者及其动机(安全、物质利益、地位、报复和其他的动机)，并记录战争的结果(获胜、失败或平局)。他的研究表明，安全因素只是94场战争中19场的原因，其中虽不乏大国之间的战争，却没有一个与权力转移有关;物质利益也只能解释8场战争的爆发，而且大部分都在18世纪。相比之下，地位是62场战争的首要或次要动机，报复则可以解释另外11场战争——而地位和报复都是激情的表现。综合来看，自从现代国家体系产生以来，激情一直是战争的主要动机。

　　具体而论，勒博提出了6个命题，与我们通常对战争的理解颇为不同，分别为：最咄咄逼人的国家是急于获得大国认可的崛起国家和谋求霸权的主导大国;崛起国家和主导国家之间几乎不发生战争，如果存在战争，崛起国家会与至少一个大国结盟;主导和崛起国家倾向于进攻衰落国家和弱小的第三方国家，它们也倾向于与其他大国结盟，来削弱或者蚕食暂时弱小的大国;所谓的霸权战争(例如，那些有大部分或者全部大国参加的战争)几乎总是意外因素的结果，尽管多方并不希望，但是战争还是会不断扩大;意料之外的战争升级和对均势的误判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而非仅仅因为不完全信息;弱国和衰落国家经常发动针对大国的战争。

　　这些命题尤其有助于我们反思一个国际关系学界的“常识”：在历史上，大战总因大国争霸而引发——或者因崛起国要成就霸权，或者因霸权国要消除隐患。如前所述，勒博所寻找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谓的“结构性”因素，而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背景下，国家、民族及个人的战争动机。就这样，在勒博这里，历史和战争被卸去了形而上学的外衣，还原到了具体鲜活的个体及其环境上，这不啻是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

　　不过，勒博在数据集的整理上恐怕也显得过于主观，存在着先有结论而倒推解释的不足。他对不少战争爆发动机的解读，大约会引起很多战争史研究者的反驳。

　　如果说，勒博在《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一书中从古典思想出发，构建了一个宏大的以“动机”为主题的国际关系理论，那么他在《国家为何而战》这部书中则以此理论为基础，解释了战争的爆发，强调人类的激情或者说对于地位和“承认”的追求是大多数战争的起因。在此，勒博已经触及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人和国家如何认识自身、认识他者，确立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这就引出了他更新的一部著作，2012年出版的《认同的政治和伦理》，我们不妨共同期待他的这部新作品能早日与中国读者见面。

　　文/陈玉聃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