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大部分纯学术的政治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要复杂得多

　　文汇报：您曾在多个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任职。在这两处分析亚洲，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联系?

　　欧威廉：自我离开政府部门以后，一直供职于私营部门。我曾在各个智库、研究机构、银行等工作。智库和银行是很不同的。银行总是寻找一切机会去追逐利益最大化，所以研究的目的就直指“寻找赚钱的机会”。而在智库工作时，我注重并努力进行客观中立的分析，以此改进公共政策、改善国际关系。在智库的研究分析工作更为细致，我们需要十分关注文献档案、记录等，不会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寻找市场机会上。

　　这两种研究我都尝试做过，并且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到了中国的崛起，这是很让人兴奋的。

　　文汇报：您在1976年时就与布热津斯基一起创立了半年刊《全球评估》。是什么原因让您开始着手这样的报告?又是什么原因在1988年结束编辑呢?

　　欧威廉：这实在是一段有趣的经历。那时候，布热津斯基教授想要创办一份杂志。我当时供职于一家智库，正在休假。布热津斯基写信告诉我有关这份杂志的计划，说他需要大量各种各样的有关国际关系的指标数据。当时我给他的回复是，我知道这类内容在教授们中间很受欢迎，普通人好像对这些内容不是很有兴趣。布热津斯基又回信说，你对这方面的考虑似乎比我更成熟啊，为何不干脆来编辑这份杂志呢?但我不想负责一份这样的杂志。布热津斯基说那好吧，按照你的方式来办吧，怎么办都行，我付你全职薪水的一半。所以我们着手编辑这份杂志，《全球评估》。我从许多顶级的国际关系研究者那里获得了帮助，有中国、苏联方面的专家，也有西方内部关系专家。当时这些专家提供的报告叠起来一堆又一堆。

　　我读过这些报告后，就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有时候我的想法也和专家相反。比如我认识的苏联问题专家觉得戈尔巴乔夫做的事对苏联大有益处，而我却觉得可糟糕了。无论如何，正是这份50页的全球评估报告帮助需要它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世界格局，他们在火车上、在家里，都能对世界形势有一个条理性的认识。当时这份杂志在诸如IBM等许多大公司的主管那里非常流行，公司的订阅量就挺大，尽管这份评估报告售价不菲。

　　这份杂志我编辑了很多年，直到我开始从事投资银行方面的工作，为此我搬迁到香港，在香港做了3年以后，我觉得人在香港却要运作一份在纽约的杂志，实在复杂了。做一份这样的杂志和当个投资银行家一样复杂，所以我就不再编辑下去了。

　　文汇报：您早在1978年就编撰了《巴西的未来》(TheFutureofBrazil)，催生了政治风险分析的一大批早期研究。您是怎样开始关注到政治风险分析这一领域的?

　　欧威廉：这是另一段有趣的经历。我本人是一个亚洲问题专家。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我们的老板接到一个加拿大公司CEO的电话。这家公司正在巴西投资一项20亿美元的木材生意，但是对巴西的局势难以把握，所以就问我们智库是不是可以做一个针对巴西的研究，问我们有没有巴西方面的专家。老板用手压住话筒，盯着我说：“现在有一个关系到20亿美元的问题需要巴西问题专家来解决，我们有巴西问题专家吗?”我说当然有啊。此后几年，我就成了巴西问题专家。

　　我们做了一份很大的报告，有三卷内容。我们告诉那个加拿大公司，我们这份针对巴西的研究报告对于其他在巴西投资的公司都是有参考意义的，我们在这份报告中付诸的努力让其权威性很有保障。所以我们出售了很多这份报告的副本，也由此获得了很多报酬，甚至把那家加拿大公司付给我们的钱付还给他们。这部报告售价2500美元，一年以后，我把内容浓缩了一下，变成一本学术书籍，售价25美元。

　　很多研究政治的专家通过我们的例子惊喜地发现，研究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撰写报告卖给有需要的公司，还能赚钱。所以后来，政治风险分析这种研究趋向蔚然成风。因为各种原因，尤其是因为我就银行的风险管理发表了一些演讲，我被银行聘用，以前我从没想过受雇于银行的。然后我写了第一本关于政治风险分析的书。

　　然而不久以后，公司、银行等聘请政治风险分析学者的这种做法遭遇了重大挫折。因为他们大部分是纯学术的政治学者，套用简单的模型来分析问题，不是很懂经济，所以，这类职位逐渐消失了。这也是一种泡沫，政治风险分析泡沫。我依然继续这项工作，我想原因是在于，我在处理那些综合了经济、政治和商业的问题时，比大部分纯学术的政治学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要复杂得多。

　　文汇报：您是政治预测方面的专家，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包括津巴布韦独立运动，韩国国内政治，1980年代菲律宾、缅甸的政局变动等。在您看来，各国不同的政治趋势为什么可以像天气预报一样预测?对该国文化的理解是否是预测和咨询中的重要一环?

　　欧威廉：了解某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及其经济上的制约和机会，这当然是很关键的，也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其中，了解一个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认识到哪些经验可借鉴，哪些不能，这些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我过去也花了很多时间了解以往日本、韩国的经济成功经验，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的成功经验。

　　谈到津巴布韦，我们曾告诉他们一些非常基本的事实——确实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有效。尽管我并没有将此告诉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Robert Mugabe)，因为他更喜欢朝鲜。

　　我们帮助他们制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津巴布韦也的确根据我们的建议实施了这个五年计划，因此在那段时间里，津巴布韦是非洲表现最好的三个经济体之一。我们的计划在经济层面行之有效，和我从亚洲经济起飞过程中汲取经验是分不开的。而我们的计划在政治层面行之有效，也是因为我们事先非常严谨细致地分析了这个国家各个方面的情况。我们不仅了解其反抗殖民的历史，也详细考察了部落之间的差异，我们也认识到，经济的顺利发展对于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成功是非常关键的。

　　详细的研究往往很有助益。罗德西亚时期，白人们认为，津巴布韦需要大量的进口，要支付这些进口产品，就需要大量的出口，而出口必须依靠白人管理的农场，所以津巴布韦必须保证殖民地时期白人农场的稳定生产。而反对者们则说，你们以为我们几十年来和殖民者的斗争都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把土地拿回来。

　　我们当时聘请了一位从世界银行退休的专家，专门研究津巴布韦土地的历史和现状，以帮助分析，津巴布韦需要保有多少由白人管理的土地以确保农业出口的稳定，以支付进口，而多少比例的土地可以由本地的黑人家庭耕种。经过分析，我们告诉穆加贝总统，你没必要把所有的土地都留在白人手里，但也不能把白人赶尽杀绝。这种方式也奏效了。

　　可惜的是，在最初的五年之后，津巴布韦调整了发展方向。

　　文汇报：所以您曾经学习过多种外语吗?

　　欧威廉：不，这是我很大的弱点。读中学的时候我学过拉丁语，不过对后来的工作没什么帮助。后来在哈佛读大学期间我开始学习中文，再后来在耶鲁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要我选读德语、法语和俄语，所以又暂停了中文学习。关于外语学习，我还和我在耶鲁的导师有过意见分歧，不过最终是我败给了他。

　　文化报记者 任思蕴 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