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半农

我的祖先何时来到上海西南地区已不可考，但清乾隆年间编修的地方志中就记有老宅村名。在城市化进程中，老宅早就拆迁了，原来的乡亲因动迁分散到了各个新建小区，平时连见一面的机会都很少，那些花蕾般的后辈，我是对面相逢不相识了。前不久，我做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为老宅乡亲的后辈拍摄若干张笑脸照片。

我先来到平时熟悉的一家，女主人开门见是我，马上将小孙女从里屋叫了出来。碰到的第一件事是，她孙女怎么称呼我。农村人历来有个好习惯，称呼别人从不会乱叫，必然是按辈分叫人。她想了一下，才让她孙女叫我“太太”。我同她的公婆是同辈，她孙女要低我三辈，在辈分排列中的称呼就是“太太”（也称“阿太”）。“太太”不分性别，历来是对曾祖父母或曾祖父母辈族人的称呼。后来我去的另一家的女主人，我叫她“妈妈”，她的后代比我小两辈，她让他叫我“公公”。

普通话中的公公婆婆，说是妻子对丈夫父母亲的称呼。可在上海方言中不是这样的，只称公和婆（或公阿爹、婆阿妈，如沪剧阿必大称呼雌老虎）。也不单是农村方言这样，上海市区方言中也有遗存，我最近摘录的卡片里还有例句，可年轻的记者唯恐旁人不懂，会在公、婆后面加个括号，注明是公公婆婆，如“阿拉婆（我婆婆）”（2014年5月11日《新闻晨报》）。可公公婆婆在地域文化中长期以来一直是祖父母辈或祖父母辈族人的称呼，换句话说，被称为公公婆婆的人，和祖父母同辈。苏州人包天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上海滩著名的小说家，他回忆自己幼年生活时说过这样的话：“有的论起辈分来……甚至长两辈，长两辈要唤他为公公。”（《钏影楼回忆录》），同我们这里的称呼排序完全一样。时间够久远了，但源头肯定还在前头。“太太”也有记载：宅上小囡“有二个叫我太太，有二个叫我公公”，沪剧传统剧目《卖妹成亲》中的台词告诉我们，“太太”是个男人，是方言中辈分称呼。至于“妈妈”，却不是母亲，而是伯母或伯母辈族人，历来如此，历史文献也是这样记载的。民国时黄炎培主编的《川沙县志》收录的民歌中有“东家妈妈，西家婶婶”句子；再如沪剧《卖妹成亲》中也有这样的唱词：看见“年长妈妈叫，年轻叫婶婶。”这两处“妈妈”同“婶婶”相对应，是指伯母。称母亲为妈妈，在我们这里是1990前后出生的小囡叫法，顺应潮流，伯母现改用“大妈妈”的称呼了。众多资料表明，这些称呼不是我老宅独有的，而是历史悠久且珍贵的方言资源，只是它们尚未完全进入研究者视野。

近几十年来，很多地方的土地被征用，生产队撤销，村庄也因拆迁陆续消失。一种存在了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社会结构、生活形态随之消失，几十年前建立的经济体制、生产方式也不复存在。它在改变社会形态和格局的同时，对家庭结构、村民生活、户际关系、民风民俗乃至心理认同等都产生很大影响。失地农民搬进公房后居住条件、生活习俗改变，因为居住分散，后代之间变得陌生，家族关系一天淡似一天，族人之间的称呼势必也会慢慢发生变化。若干年后，我们后代、后代的后代也成“太太”、“公公”，而当居住两处的老宅后代见了面，关系已模糊、淡化了的两人，只见甲远远地在热情称呼乙为“老褚”、“小褚”或者“褚先生”时，乙要不要回答、会不会回答和怎么样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