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八月末父亲走了。九月中旬,母亲一出院就住进了我家。一来是我照顾她方便,二来是她原先住的干休所在整体装修。
随她而来的,还有在医院里照顾父母的小孙和跟了母亲多年的小艳。
今年三月初,我婆婆也搬来住了,这下我们家真是母亲们的天下了。
最年长的母亲是我94岁的婆婆;其次是我89岁的母亲;中间是五十多岁的我和小孙。最小的母亲当是80后的小艳,不过,她也有11年做母亲的资历了。
我对先生说,我们俩也加入养老队列算了,我们就任命小艳当养老院院长,小孙做副院长兼书记。她俩咯咯地笑。
我到现在说不清我的母亲究竟患了什么病。阿尔茨海默病?不是的,她非常清晰地认识家里的每一位亲人,包括亲戚打电话来,她只听第一句,就能叫出人家的名字,但是,她就是不舒服,不停地提出各种让人失去耐性的要求。最近,连一贯耐性很好的小孙也被气得直喘大气。
就说最近的事情。前几天是跟她的枕头过不去,垫高了,抽去一个,垫低了,加上一个。厚的,比如一件背心,薄的,比如一块枕巾。还是没有达到合适她的高度,她可以从晚上8点,折腾到夜里12点。这两天又跟她的衣服过不去,加一件背心,不行,出汗,脱掉一件,不行,胳膊受凉,披着不行,太热,抱着也不行,太凉。
我冒着一头汗对小孙说,她生病,我们没病,尽量随她吧。
有人说,老小孩儿嘛,就是这样的。孩子我带过,哄哄,骗骗,疼疼,都过得去,母亲不行。全家人都在猜,她到底想要什么?是想要父亲再来为她穿衣穿鞋吗?
记得女儿两岁多时,患了哮喘,脸憋得通红,在医院我整夜把她抱在怀里,右臂抬高,让她斜着睡觉。前几天我还真想试一试,托着母亲的头,让她睡觉,只要她安静下来。还是不行。一张床像磨盘一样,让我们把她移来移去,始终不满意。最后,她实在困了,便说道,好吧,将就一下吧。
在我眼里,做了一辈子报纸编辑的母亲一直是万能的。小时候几乎没有她解决不了的事情。一个南方女人,打成“右派”后,成了随军家属,去了北方,马上学会做馒头,擀面条,做韭菜盒子,熬小米粥。父亲一个人的收入养一家四口,还要资助老家的姑妈。母亲就学着裁衣服,踏缝纫机。我们小时候的花衣服,棉罩衣全是母亲做的。家里电灯坏了,每次都是父亲扶着凳子,母亲爬高去修理。隔壁王阿姨下夜班时,被马蜂蜇了,半夜来敲门,母亲居然还能帮人家解难。虎落平川的母亲,照样能写得一手好字,随便就能挥洒出一篇好文章(书信)。
一直到我有了家,有了孩子,我依然凡事都向母亲汇报,高高低低的情绪也总是要她来抚平。
两年前母亲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大哭了一场,此生再也没有人可以倾诉了。我哭,还为了父亲,他们曾那么相亲相爱,那么喜欢聊天,谈心。这下结了,对面是个不再能神交的灵魂了。
还好父亲走了,否则看到母亲现在的样子,他会更难过的。因为,母亲在父亲的眼里几近是神。父亲曾说,这个家没有父亲是可以的,没有母亲是万万不行的。父亲还说,你们俩姊妹的才华,都只占了你们母亲的五成。
妹妹山山跟我说,现在母亲是孩子,你是家长了,你是她的依靠。好吧,昨天我就行使了一次家长的权利,在她反复脱衣穿衣又不肯吃药的时候,我对母亲很严肃地说,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但是我们知道你生病了,你有两个选择,要么去住院,要么在家吃药,我们大家陪着你。母亲迅速作出决定——我吃药。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真想去抱抱她满是白发的头,忍住了。因为她根本不会因此清醒过来,你依旧弄不懂她,依旧要做她的家长。做家长是要严厉而有分寸的。
有一天我写文字,被一个量词卡住了,飞奔到母亲面前问,“蝴蝶的翅膀应该用什么量词形容”。母亲飞快答道——翼,上面是羽毛的羽,下面是……
她的腿失去控制能力后,就一直坐在轮椅上。有一天她想上厕所了,对我们大叫道,快来扶我,军情紧急。晚上睡觉前,给她拉上窗帘,她会悠悠地说一句,现在列车进入夜间行驶。
谁说她只知道耍赖呢,她也在努力啊,她依然想保持自己的风趣幽默,她还是想回到从前,做一个让孩子崇拜的母亲。
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母亲这辈子所受的苦难,在她毫无克制力的时候,全部发泄了出来,而我们,恰恰就是上帝选择了来接受她的宣泄,接受这个世界给她的不公而转换出来的负能量的。
我曾在好几篇文字里夸过我婆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总是让我敬重。
每晚全家坐齐了吃饭,她总是先问我,酒吃□?饭后,总是她提醒我,药吃了没?
94岁的人,身体能好到哪里去呢?住来两个多月,不是拉肚子,就是痔疮出血,要么感冒咳嗽,要么两腿浮肿,不然就是食物过敏,呕吐……真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没有消停过。但就是这样,没有一日不打电话的。她的电话,百分之九十是问候别人好不好,百分之十是要她女儿给她送些衣物或者药品。
你以为她是寂寞想和人聊天吗?错了,她耳聋已经多年。她肚子里大概装着三四十个电话号码,随口背出来,没有一次出错过。每次她让我给她拨通,然后她就开始对着电话顾自说话——侬好□啦?偶住在儿子个里,蛮好的,蛮好的。注意保重,大家身体健康噢。电话就搁下了。第二天依旧是这番话。
她去问候的人,都是她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邻居,都在九十岁上下。她告诉我,这些人关心她很多年了,每天一通电话,只是为了相互报个平安。
有时候她窝在沙发里晒太阳,打瞌睡。我坐在书房看着她,总觉得她那瘦小的身躯很有依靠感。那是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云淡风轻,宠辱不惊的气场。
她出生于宁波邱隘的大户人家,二十多岁嫁给比自己小三岁的丈夫。此生,她就没有机会任性,没有机会撒娇了。后来丈夫打成“右派”,她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丈夫平反了,她又失去了一个孩子。十五年前,丈夫又病故了。
我能想象她当年如何处变。她一定不会哭天抢地,一定不会哀怨。相反,她会更多地记下别人对她的好处,记下每一个难关时,帮助过她的人。
两年前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开车,突然就接到了我婆婆的电话,不为别的,就是来说一句感谢的话——嘉嘉侬(谢谢你)给我买的红枣哦,你自家吃耶。爸爸妈妈身体不好,你自己要当心哦——我握着方向盘,泪流满面。
我当时正疲于奔波于医院和母亲家,没时间顾及她,快过年了,弄了两袋红枣给她,却换来如此贵重的回报。
母亲节的那一天,我支起三脚架,为我们五位母亲拍了集体照。我们就这样,在相互赞美,相互鼓励中,度过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
文/裘小桦